沈括，浙江杭州人士，我国宋代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的成就不止在天文、地理、数学、化学、物理、医学等科学领域，甚至在在水利、军事、环保、石油上的造诣也颇高。他的美名享誉中外，在国人心中，他是个拥有举世无双才华的大才子，是中国科学史上的一根标杆，是每个中国人的骄傲，为了纪念他，中国科学院1979年将一颗小行星以“沈括”之名命名；在海外人士眼中，他被高度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和“中国科技史上的的里程碑”，由于在数学上的杰出贡献，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也曾对沈括做出高度赞誉。
然而，沈括这样一位不可多得的科学人才，为了在政治生涯中长存，也曾干过打小报告，玩过文字狱的勾当。政治生活中的沈括，一改科学中求真务实的态度，捕风捉影，构陷了当时中国文学史上著名诗人苏轼的罪名。
沈括与苏轼年龄相差不大，据说两人最初进入官场时同在崇文馆——宋朝时皇家图书馆共事过，两人又都为不可多得的大才子，按理来说两人应是惺惺相惜，但为何沈括要构陷苏轼呢？
青年时期的苏轼，由于才华出众，二十刚出头就顺利步入了仕途，虽说早早地进入官场是一段美谈，但是同时苏轼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时的苏轼恃才傲物，随心所欲，口无遮拦，想说什么、想做什么从来都是一往无前，于是他得罪了当时的宰相王安石。
在生活中，据说苏轼有一次私自错改了王安石的诗，也引得王安石甚是不悦。苏轼去王安石书房找王安石，正巧王安石不在，苏轼看到几案上王安石作好的两句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年纪轻轻的苏轼不解其意，但是认为这两句甚是不妥，明月如何会叫，黄狗又怎么卧在花心呢？于是提笔就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直到很久以后苏轼才明白王安石诗中的明月为明月鸟，黄狗为黄狗虫，但是为时已晚，苏轼为此遭遇了贬谪。
在政场上，王安石由于得到了皇帝的认可，所向披靡，实施了新法进行激进的改革，由于新法触动了当时的豪强、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这使每个人不得不做出选择站好立场，沈括选择与王安石站在同一立场，而苏轼则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这时沈括与苏轼的宦官之路也就渐行渐远了。但真正令苏轼陷入文字狱的沼泽的却是苏轼不顾权势勇敢表达自己作为反对派的政见，他的《上神宗万言书》中公然反对新法，还将矛头直指王安石等人，更在文中直述“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意思是说自己保守坚持反对新法，不想与朝中的所谓“新进”共事，请求皇帝把他外放为官。这于皇帝的面子上过不去，还让王安石颜面甚是难堪，于是王安石与苏轼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政敌。
为了网罗苏轼的“证据”，王安石下令严加调查，这时沈括作为督查被派到杭州检查水利建设，或许是经过了王安石的授意。沈括在杭州期间假装与苏轼友好，尽显当初共事之谊，与苏轼品诗论道，但是暗中偷偷把苏轼的诗作抄录下来，一回到首都河南开封就把苏轼的诗籍整理出来，断章取义，添油加醋，再呈给皇上。内容广到整理、注释苏轼一百多首诗词，例如苏轼《咏桧》中歌咏桧树道：“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沈括注释道：“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
王安石甚至拜托姻亲帮忙上书弹劾苏轼，后来朝中众人都跟风弹劾苏轼，认为苏轼目无王法，并断章取义苏轼的诗文，认为苏轼的诗文是公然反对新法的证据，皇帝于是下旨拘捕苏轼，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也是较早的文字狱。
王安石一派为了将苏轼的罪名落实，不惜制造文字狱，苏轼为此差点丢了性命。从此，每每论及沈括，他打小报告的人生污点总是与他的绝世才华齐名，成为了人们的谈资，这件丑事也在南宋初期王铚的《元祐补录》详细记载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