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对·进士无大才》

　　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两件唐写本《问对》，它们是策问的范本，亦即士子们准备科举考试的参考资料，对我们了解唐代科举与初唐社会有很大帮助。这两件《问对》写卷，原本是一个长卷，后来一分为二，断为两截，通过不同途径，最后汇集到国家图书馆。

　　写卷两截之一：监守自盗落入私人手中

　　其中之一编号为BD14491，长150厘米，仅存4纸，文字有75行。卷子有黄绢包裹，包裹上缀有签条，写有一条题识，内容是“唐人写问对二十六条，长十六尺，高八寸三分”。这件残卷原是刘廷琛旧藏。刘廷琛（1867—1932）是江西九江人，字幼云，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进士。清末刘廷琛历任翰林院编修、陕西提学使、京师大学堂监督、学部副大臣。他是李盛铎（1859—1934）的亲家，而李盛铎又是甘肃布政使何彦升（1860—1910）的亲家。1910年，何彦升负责清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剩余经卷，运往北京，派出的押解委员是李盛铎的外甥傅宝华。这批敦煌遗书运到北京后，何彦升的儿子何震彝便伙同其岳父李盛铎及刘廷琛、方尔谦等，监守自盗，各自攫取了为数不少的敦煌珍宝。这一件《问对》，便在这时落入刘廷琛的手中。

　　刘廷琛盗取的敦煌写卷，数量在120件以上。由于这批珍宝来路不正，所以他一直秘而不宣，外界所知甚少。1932年7月刘廷琛去世后，他的家人有意将所藏敦煌遗书出售，曾托董康（1867—1947）在日本寻求买主。董康《书舶庸谭》卷九1936年9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其中的“佳品”20件，内中即有《唐写本骈文》，著录为：“问对二十六条，长一丈零六尺，高八寸三分。”

　　董康并没有在日本为刘廷琛旧藏找到合适的买主，这批敦煌遗书后来转归刘廷琛的亲戚张子厚所有，再被吴瓯买去。吴瓯抗战期间曾任伪内务总署署长，抗战胜利后更名张云逸，躲避到东北，又经吴铁城向国民政府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求情，一度把他的名字从汉奸名单中撤出；不过，吴瓯没能逃脱历史的审判，最终以汉奸罪入狱，家产被没收，所藏敦煌文献收归公有。他曾交代：“敦煌写本经卷，原收积至八十九卷（或九十卷）中间因送礼及售出损失约十卷，现尚存七十九或八十卷。”1954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将这批敦煌写卷计80号拨交当时的北京图书馆。这件《问对》，便在这时入藏北京图书馆。

　　写卷两截之二：

　　为赵钫旧藏

　　BD14491号长度只有150厘米，远远不够黄绢包裹所附签条上著录的“十六尺”。那么，缺失的部分在哪里呢？幸运的是，它正好也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编号为BD14650。这件写卷全长480.8厘米，存13纸，有文字238行。经比对，两者可以缀合，缀合后接缝处原撕裂为二的文字可完美拼合。缀合之后，写卷全长614厘米，合18.42尺，与签条著录尺寸非常接近。从这里看，这个卷子的撕裂，是在刘廷琛、张子厚或吴瓯家发生的。

　　BD14650号卷首钤朱文“赵钫珍藏”印一方，卷尾钤朱文“元方审定”印一方，可知为赵钫旧藏。赵钫（1905—1984），字元方，蒙古正黄旗人，姓鹗卓尔氏，清光绪间军机大臣荣庆之孙。赵钫长期供职于银行界，曾任天津中南银行副理，家富资财，爱好收藏古籍，藏书室名有“无悔斋”，所藏数量虽不算太大，但精品颇多。

　　1949年后，赵钫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参事，并迁居北京。20世纪50年代初，赵钫将家藏善本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包括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明嘉靖写本《永乐大典》一册、明弘治间华燧会通馆铜活字印本《容斋五笔》、明弘治间铜活字印本《西庵集》、明隆庆间活字印本《凤洲笔记》等，均为罕传珍品。其中也有敦煌遗书多件，BD14650号便是其中之一。

　　写卷价值：对科举考试和唐初社会史研究都有参考

　　这件《问对》首尾均已残损，文献的名称已无法知晓，后人根据内容，将其拟名为“问对”，我们在此沿用。也有其他学者将之拟名为“残策”或“策府”，都是很切合其内容的。全卷共存30章，每章为一则策问，包括标题、策题、答策三部分。比如“进士无大才”一则，在这个标题下，有两段文字：第一段是策题，以“问”开头，提出问题，最后说“幸子明释，以慰虚衿”，要求士子作出回答；第二段以“某对，某闻”开头，阐述对策题的意见，最后以“谨对”作结，这便是答策。这种格式，与《兔园册府》比较接近，它们都是同类著作，即科举考试的策问的范本。

　　从内容上看，《问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为社会道德方面的问题，比如“世间贪利不惮刑书”“唯欲贪求亦有义让”等；二为治国安邦之道，比如“审官授爵”“进士无大才”“断贪浊”等；三为知识性的问题，如三代官名、帝王祥瑞、古代园囿、山石、江河等，体现出儒者博闻多识的宗旨。

　　策题与答策均为四六骈文，讲究辞藻。比如“审官授爵”章答策云：“某闻织锦成文，良资五色。圣皇御宇，理藉贤明。夫色恶而景昏，臣愚而主暗。必须授受无滥，爵赏以人。便能匡赞皇规，彝伦帝道。昔齐桓管仲，高宗傅说，方之舟职，寔曰盐梅；蜀葛孔明，楚昭奚恤，可称梁栋，得号股肱。斯乃英灵降世之臣，俊哲匡时之宰。必须人才称职，前审后行，不可虚望高门，隆官旧荫。至如伊尹媵臣，终堪辅国；宁戚扣角，遂总朝端。岂曰高门非高门也。然相龙驹于酒肆，采英俊于山林。得龙马者可以汗血追风，得贤臣者可以兴邦定国。必须详审，量得其人，爵不惭人，人不愧爵，斯乃皇猷允畅，其在兹乎。”可谓对仗工整，文词典丽。

　　根据金滢坤教授研究，唐初明经科试策重通经，也就是说，明经科注重经学内容；进士科策论则注重时务策。这件写卷中的策文，大多以时务策为主，符合唐初进士科试策的特点。因此，它应为士子们应对进士科考试的对策范本集。也正因为如此，它的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科举考试研究，它反映出的唐初施政安民、选拔人才的政策，对唐初社会史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问对》写卷的部分条目，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某些侧面，我们可以据此来推测这件文献的创作和书写年代。在“世间贪利不惮刑书”章中，有“自大唐膺箓，四海归仁”的语句，说明它的撰著时代无疑应在唐朝建立之后。

　　另有一章，标题为“括放客户还乡”，策题说：“往者民遭寇乱，流散外邦。年月既淹，各成忘本。今圣上慈育，重造生民。使无弃愤（坟）陵，旋其本邑，即欲括还桑梓，于启理云何。”答策中有对战乱的描写：“往以火运告终，豺狼荐食，荆扬人物之所，翻为麋鹿之邦；榖洛喧哗之都，俄成战场之地。百姓因兹离散，苍生为此不安。”按照五德终始说，隋为火德，所谓“火运告终”，即隋朝覆亡。这些明显针对时事而发的论述，明确显示出其撰写时代为隋末社会大动荡之后天下初定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说，这件文献的撰著时间为唐朝初年。

　　避讳的情况也可佐证这一判断。写卷中“民”字共出现二十六次，均阙末笔，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治”字共出现八次，均直书本字，不避唐高宗李治讳。因此我们可以推定，《问对》的撰著应在唐初，抄写则应在唐太宗贞观年间。距离现在已近1400年了。欣赏这样一件越过千年的策问写卷，我们犹如面对千年前赶考的士子，体味大唐的文采与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