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先生是少见的，仅凭一支笔赢得读者的作家。也是少见的，能与人相伴一生的作家，少年读之如清风扑面，老年读之如饮茶回甘。刊发此文，以志纪念。
孙犁
7月11日是孙犁先生的忌日(先生逝于2002年)。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很多书的印象淡薄了。这和时代的剧烈变化有关，和阅读兴趣的转换有关，也和渐入老境有关。不过，半个世纪来，与孙犁的作品一直相伴相随。
1967年秋，家里受到“文革”冲击，一度避居郊外的亲属家，无聊至极，把那里的文学书籍——中学语文课本翻了又翻。那时的心境容易接受舒缓的文字。渴鹿思泉，造化弄人，幸会孙犁作品，名作《荷花淀》开头几段今天还能背出。以后，在北大荒的炕头上，在探亲回城的日子里，《白洋淀纪事》、《风云初记》都读了很多遍。《风云初记》辗转托人才借到，封皮和最后十多页都已不存，拿到书时兴奋又懊丧。
《白洋淀纪事》
与五六十年代战争题材的小说有所不同，孙犁作品鲜有正面厮杀的场面。常常出现乡间的年轻女子，艰难岁月里看似柔弱实则刚强的年轻女子，因而不是“小巧弄姿，无关大雅”，是别具一格的野芳幽香，清水芙蓉，一颦一笑，动人心弦。孙犁后来说：“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自然，这是一家言。
1978年以后在大学图书馆里，不时可从《人民日报》上读到孙犁的短文。评小说，谈写作，一律短句短文，精警渊雅。没有引经据典，也没有晦涩新词。中年以后自己的兴趣趋向散文杂文，欣喜地见到孙犁这方面的新作。再以后，买旧书多了，看书话多了，又意外或并不意外地读到了《孙犁书话》。小说家起步的孙犁异于专事散文书话的作者，有云淡风轻的规范之作，也有感情奔流的往昔回顾。
民国热是一个时期以来的话题。孙犁笔下的民国是抗战前和抗战中的冀中乡间，比如怎样订阅大都市的报刊(如《大公报》)，怎样获取新文学作品……在众多的都市贤达名媛以外，让今人看到了另一个民国，更为广大更为日常的民国。《孙犁书话》与郑振铎、阿英、黄裳等多人的书话同属一套丛书。农家子弟孙犁无论家庭背景，开始聚书的时间(1949年进城以后)，再到看书的动机，都有不同，甚至难以传统的藏书家目之。孙犁如是说：“青年读书，是想有所作为，是为人生的，是顺时代潮流而动的。老年读书，则有点像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身心都有些疲劳，想停下桨橹，靠在河边柳岸，凉爽凉爽，休息一下了。”晚近一些藏书家的文字有时流露出闲适乃至矜夸，而孙犁老老实实地写道：“昨日又略检鲁迅日记书账，余之线装旧书，见于账者十之七八，版本亦近似……追步先贤，按图索骥，以致汗牛充栋也。”孙犁的聚书和读书，有自己生活道路的浓重投影，他的书话也就有了独特的视角和感染力。
十年浩劫以后的孙犁文字，从容，沉郁。《芸斋小说》堪称神品。散文杂文的有些文字初读时，似觉非出一人之手。如“我的一生，曾提出过两次‘离得远些’，一次是离政治远一点，有人批是小资产阶级的论点。但我的作品，赖此，得存活至今。”如“禅语有，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云云。过去视为机锋，今日细想，实是废话。佛书多类此。”又如“目力已衰，而不能读(古籍新印本)，余又不能一日无书……木版书，即将成为目前唯一之精神支柱矣。”再如钱牧斋《初学集》书衣上题跋无一字谈此书，而是忆旧。“晚听广播，姚依林同志逝世……彼时同志之间，无论识与不识，何等热情。今晋察冀故人，凋零殆尽，山川草木，已非旧颜，不禁老泪之纵横矣。”(以上见《曲终集》)。读得多了会觉得，对孙犁较难用一把惯常的尺子衡量。读晚年的孙犁，令人想起鲁迅先生，想起聊斋主人。或者应该引用王国维的话，“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人间词话》）。
管窥蠡测，是否这样两点区分了孙犁与某些人。第一，与时代的关系。孙犁在祖国危难的年代拿起了笔，用他的话是“顺时代潮流而动”。他的足迹证明，认真的做人作文之路不只一条。第二，对自己的认识。在常人眼光里，他是三八式老干部。但孙犁一生为文，远离喧嚣，行文率真，真而有识。孙犁自道：“我的一生做过许多错事，鲁莽事，荒唐事，特别是轻举妄动的事”。(《曲终集》)。其晚年文字中常有“走麦城”的描述，包括个人生活的曲折。
书橱里有七种孙犁的单行本。2000年新年在书店看到《耕堂劫后十种》(山东画报1999年初版，责编汪家明先生)，是当时少见的小开本，装帧和用纸都见工夫。因与已购书籍重复，思之再三，仅购入《曲终集》一种。孙犁1995年为此书写的序言道：“人生舞台，曲不终，而人已不见；或曲已终，而人仍见，此非人事所能，乃天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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