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漆作胡同

　　庄士敦与溥仪等人合影

　　对很多老北京人来说，油漆作胡同比较陌生，觉得它是一条普通的胡同，其实不然，它大有故事可挖。清朝时，这里曾会集了全国最出色的油漆工匠，制作的油漆特供紫禁城宫殿的修缮和使用，这条胡同也达到它的顶峰。清朝末年，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曾在这里居住。如今，这条胡同还在，只不过庄士敦的宅院已经破旧不堪。

　　曾聚集最出色的油漆工匠

　　小时候，我经常上房站在邻居家房上“偷枣”，偶然发现，原来墙那边就是油漆作胡同。我当时就想，以后再去油漆作，不必绕远走路，直接跳墙过去不就结了。

　　油漆作胡同虽近在咫尺，朝夕相伴，那里有我许多的同学，但却从未关注过它的前世今生。在当时我们眼中，这不过就是条普通的胡同而已，其实不然。

　　据《北京地名典》记载：“油漆作胡同清光绪时称油漆作。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怀疑此处是明代内官监的油漆作坊。”

　　有学者撰文说，自明亡后，清政府对故宫进行修缮和维新，并将大批太监“辞退”出宫。如此，将明朝内官监的房屋土地，分配给这些从全国招募而来的“高级油漆工匠”们居住，油漆作胡同从此步入新的辉煌。不过，因油漆易燃，有危险，为安全计，故置皇城最北端，油漆作胡同是离皇宫最远的一条胡同。

　　这里（油漆作）曾会集了全国最出色的油漆工匠，不仅特供紫禁城宫殿的修缮和使用，而且其研制的大漆、桐油、各色颜料、腻子、血料等油漆涂料成为全国最名牌的产品，达到了该行业的顶峰。

　　然而，清末后期，国力日渐衰退，外夷入侵，中国受尽凌辱，外忧内患之中，工程建筑，近乎于零。蛰伏在油漆作（胡同）的手艺人，先后搬离。到了晚清，油漆作胡同已经名不副实，沦为普通百姓的居民区，并一直延续至今。

　　“物是人非事事休”，更不幸的是，宫廷御用的油漆工艺，甚至已经失传，包括宫殿彩绘涂料的配方和原料，即便拥有现代科技做后盾，却总有“今不如昔”之感。

　　值得欣慰的是，油漆作胡同还在，且没有大的拆迁和改动。这条胡同有别于北京胡同的特点就是不按常理出牌。胡同布局和走向，坎坷曲折、跌宕起伏，忽宽忽窄。有文字记载说，该胡同是胳膊肘形布局，其实仅仅说对了一半。

　　我们可以实地体验一下。从油漆作胡同东口进，往西直行百米，遇一小岔路口，如继续直行，胡同就变窄了，无法通行。转弯向北直行，几十米过后，便豁然开朗，眼前又呈现出东西走向的宽“胡同”，并有坐北朝南和坐南朝北，以及坐东朝西的院落若干；更为神奇的是，胡同之宽敞，可并列三辆汽车，这在京城胡同中甚为少见。真正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站在宽“胡同”原地，可往东，还可往北，只是走到北头后依旧不通，北京人称之为死胡同。往西五十米途中，有两所宅院，气势非凡，估摸是当年“包工头”所置。

　　走至胡同西尽头折向北，再往西，胡同又忽然变得异常狭窄，宽不足一米，仅可容单人行走。行进途中感觉憋着口气，待终于“逃离虎口”后，随即与西楼巷和恭俭胡同“三方”会合。

　　风烛残年的庄士敦宅院

　　北京胡同的美妙和魅力就在于此，不亲自体验，享受折半。如今，油漆作胡同中最有价值的院落是东口路北1号，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的宅院。

　　在百余年前，为了让洋师傅庄士敦离溥仪近些，“内务府”在故宫周边为洋师傅选房子，最终看中了油漆作1号院。庄士敦非常喜欢这套大四合院，亲自动手把它布置得充满北京文化色调。

　　大门洞里有四个红底黑漆字的“门封”，昭示着庄士敦受到的不凡待遇：“毓庆宫行走”、“赏坐二人肩舆”（肩膀上的轿子，一种代步的交通工具）、“赐头品顶戴”、“赏穿戴膆貂褂”。而室内的家具均为中式桌椅案榻，条幅字画，绝对中国制造。

　　由于庄士敦的特殊身份，进出故宫，如走家门。他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在其撰写的《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全面、系统、客观地介绍了当时苦难深重的旧中国，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

　　如今，油漆作胡同1号院已经名存实亡了。眼下，这座老宅子不仅风烛残年，而且院内房屋已全部拆除，只剩下大街门及残缺的院墙。如今，偌大的院子里，坐北朝南是一排民工住宿的板房。

　　据了解，庄士敦在北京还有三处住宅：紫禁城里的御花园、颐和园里的谐趣园和卧佛寺的樱桃沟。1981年，位于樱桃沟的庄士敦别墅被门头沟区政府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油漆作胡同中部，还有一扇小红门，常年关闭。上世纪70年代，这家就养了条大狼狗。据说房子的主人是个外国人，当年是白求恩医疗队的队员，抗日战争胜利后留在了中国。1949年后，被安排在积水潭医院上班。

　　再有就是邓小平曾经住过的宅院，宅院的正门是米粮库胡同，住宅的旁门（后门），遇有非常情况，可以随时出入汽车。

　　如今，在油漆作胡同西口的位置，有几户人家在经营胡同酒吧，不是特“闹腾”那种的，而是在院子里修建了大玻璃屋顶，摆上舒适的沙发椅。置身于京城古老的胡同之中，看书，聊天，喝酒，可谓是别有洞天。遥想当年，这里曾经是北京油漆工匠的集中地，最精巧的工匠，最精湛的油漆工艺……都在这条胡同里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庄士敦与溥仪的师生缘

　　庄士敦，英国人，曾在亚洲生活20多年，游历了中国二十几个省份。他不仅能讲一口熟练的中国话，且对中国的经、史、子、集及佛教都有些研究，尤其爱好中国的唐诗宋词。

　　1919年4月，庄士敦与溥仪在毓庆宫举行见面仪式：先进行君见外国使臣礼，由庄士敦行鞠躬礼，“皇帝”起立握手；然后再进行拜师礼，由“皇帝”学生向庄士敦鞠躬，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

　　在以后的日子里，庄士敦与溥仪的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庄士敦不仅教授当时14岁的小宣统皇帝（溥仪）英文，而且用西方的绅士礼节、生活方式甚至西方的思维方式教育小“皇帝”，并用西方文化感染熏陶着中国这位退位的少年君主，使自幼身居紫禁城的少年，接触并了解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具体有以下几个颇有影响和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首先，溥仪本来就觉得自己头上的大辫子，如同“猪尾巴”般地丑陋，尽管从民国二年（1913年）开始，民国内务部就多次来函，敦促小朝廷剪掉那条代表封建王朝的脑后小辫，但小朝廷内务府无动于衷。而庄士敦对“猪尾巴”的讥笑，促使溥仪毫不犹豫地把“猪尾巴”铰下去。

　　第二，在读书学习中，庄士敦敏锐地觉察出，皇帝学生的眼睛很有可能近视了，需要医生医治。端康太妃（瑾妃）坚决反对让外国医生检查皇帝的眼睛，理由是，皇上的眼睛怎么可以随便乱动呢？庄士敦以辞职不干相威胁，1921年11月7日，庄士敦以胜利者自居，请了协和医院的著名眼科大夫检查了溥仪的眼睛，并为他配了一副眼镜，溥仪对此欣然接受。

　　第三，当溥仪出面宴请中外各界人士时，应邀前来的男女贵宾首次在宫内同桌共饮，改变了慈禧太后宴请外宾时男女分宴的老规矩，成为清末之后开一代先河的“新规矩”。在有重要宴请之前，溥仪、婉容二人还站在门口迎接，与来宾逐一握手，表示欢迎。这些都是庄士敦的主意，并且被溥仪欣然接受。

　　溥仪为回馈师恩，油漆作胡同1号院的租金一直由内务府出资，工资1000块大洋。后来内务府资金捉襟见肘，被出租人不断催促，不得已，溥仪才在路西的吉安所给庄士敦买了套房子，没等事情办妥，溥仪便被轰出了紫禁城。

　　1924年，庄士敦回到了英国，但他时刻和皇上保持着通信往来。他经常以自己的中国名字“志道”而自豪，就连溥仪给他写信，也称他为“志道师傅”，这使得庄士敦格外开心。溥仪的妹妹韫龢陪丈夫在英国留学期间就住在庄士敦家中，她回忆说，庄士敦是个非常可爱的老人，当他和你用中文交谈时，经常卖弄所谓的老北京话，不仅没有掺杂洋味，甚至连“儿话音”的“京片子”，也说得像模像样的。

　　1934年，庄士敦的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由伦敦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出版之后，轰动欧洲，接连再版。庄士敦在回忆录中不仅披露了罕为人知的宫中生活，也客观地记述了晚清落幕之际复杂的历史景象。据说，庄士敦用这本回忆录的稿费，在苏格兰购买了一座风光秀丽的小岛，并独自前往小岛上居住。

　　1938年，64岁的庄士敦患膀胱癌病逝。在他生命最后几年，苏格兰小岛寓所的楼顶上，始终飘扬着大清帝国的国旗——三角龙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