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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文化对中国古典舞蹈历史化的影响

作者:duoduo · 2015-12-23 来源:龙源网 大舞台

  在我国古典舞蹈的发展历史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古典舞蹈与历史的紧紧缠绕:从剧目题材上,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表现对象的剧目占有极大的比重。如反映历史人物王昭君的舞蹈《昭君出塞》、反映杨贵妃的《大唐贵妃》、反映蔡文姬遭遇的《胡笳十八拍》、反映抗金英雄梁红玉的《金山战鼓》、反映苏武的《苏武牧羊》……项羽、岳飞、黄继光、刘胡兰、张志新、阿炳等历史人物都有以他们为原型的对应的古典舞;以历史事件为表现对象或背景而创作的剧目有反映楚汉相争的《十面埋伏》、反映荆轲刺秦王《易水寒》、反映太平天国时期上海小刀会武装起义的《小刀会》、反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飞夺泸定桥》等等……这与西方古典舞蹈大多取材于神话题材,形成了鲜明对照。从艺术特征上看,中国古典舞蹈有“近史而悠缪”的特色,历史化的倾向十分鲜明,舞蹈编导爱在历史的旗帜下幻想,以假托古人、张冠李戴等方式进行虚构,使得许多舞蹈作品近史而谬、似实而虚。总之,中国古典舞蹈与历史颇多缠绕,这一缠绕与居于主流文化之位的史官文化有着深层联系。

  我国古代长期处在宗法式农业经济的社会形态里,史官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这对中国古典舞蹈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行程起到了重要的定位作用,以致中国古典舞蹈从观念到体制都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性。一方面,史官文化以社会政教人伦为本位,崇尚立德保民,它在价值导向上规定了中国古典舞蹈尤其注重政治教化功能。另一方面,史官文化还促成了中国古典舞蹈所特有的艺术史观的孕育和萌生,即将古典舞蹈的历史发展与时代政治的兴衰密切联系起来考察,从史的角度追溯古典舞源流与圣王之道的关系,以确立古典舞蹈的政治教化统绪。可以说,中国古典舞蹈的精神内涵和训练体制,无不显现着史官文化理性精神的涵盖。

 

  一、史官文化体现了儒家思想和统治阶级的思想意志

  古代中华被称作“早熟的儿童”,这主要是指历史意识的过早觉醒。当古希腊人还在虔诚地举行酒神祭祀,以极大的热情“泥补”奥林匹斯神系的时候,我国已完成尊神的巫术文化向尊礼的人文文化的转变。中国人历史意识的过早觉醒造成了宗教热情的淡化和神话体系的“崩溃”。我国古人并不是不信鬼神,但敬鬼事神多非出于宗教的虔诚,而是出于趋利远害的清醒的功利目的,关注的中心仍然是现世人间,而不是来世天国。因此,西洋哲学与印度哲学都依附于宗教,而中国哲学则以反宗教为己任。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说:“中国古代宗教不发达。古代人民当然信天帝神鬼,但没有正式的宗教。后来方有道教,又从外边输入了佛教。中国思想家虽亦受佛教道教的影响,然在根本态度上都是反对二教的,多以驳斥二教为己任……中国哲学中从无以证明神的存在为务者。”

  历史意识的觉醒还反映在强调继承,以史为鉴的态度上。我国历代统治者大多取法先王,以前朝的政治、经济模式为立国之范本,文化上则强调其继承性的一面。“信古”“好古”“法古”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千古极则。改弦易辙、尽弃所学的行为被视为“忤逆”。在君臣父子的伦理网络中,君王占有无上崇高的地位,在诸多历史经验中,帝王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最为重要。要“法古”首先必须“法先王”,而“法先王”必须将先王的思想言行记录下来供后世“稽考”,这就需要设立史官。我国的史官之设,一直可以上溯到上古时代,甲骨文主要就是史官对帝王言行的记载。《礼记•玉藻》说,天子有多个史官,“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郑玄、孔颖达均认为,《尚书》、《春秋》就是古代史官对天子言行的记录。由此可见,我国最早的叙事作品不是诗人创作的史诗和戏剧,而是史官创作的历史散文——甲骨文中就已有篇幅较长的记叙文。修史为历代王朝所重,史官的著作受到社会的普遍尊崇,所以,有人把我国古代文化称作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官文化”。

  儒家重实际而黜玄想,重视历史经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要以“前事”为“师”,就必须设立史官,将文物典章制度,政治历史经验记载下来,以供后世借鉴。被历代王朝所尊崇的“史官文化”蕴涵相当丰富。这一文化成果及其所蕴涵的文化精神给中国古典舞蹈以深刻影响,导致中国古典舞蹈与历史的紧紧“缠绕”。史官文化的本质特征简而言之就是拒绝玄想,力求真实。黜玄想重实际是我国传统的民族精神,这与民族生存环境有关。我国虽有不短的海岸线,但我们的祖先似乎更习惯于在贫瘠、干旱的土地上耕作。这种艰苦质朴的生存环境养成了注重实际的思想习惯:“一种民族特性的造成,莫不受地理、生活、气候的影响。中华民族既繁殖于黄河流域,在这种气候严寒土地贫瘠的环境中,非勤劳耐苦不足以图存,非谦逊柔和不足以相处,便造成一种注重唯生生活的民族特性,且因此而产生一种实践伦理的思想,屏绝杳渺玄想的生活。”王国维说,“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这一点在我国古代哲学中得到了最突出的反映。我国古代哲学以生活实践为基础,为归宿。古代哲学范畴多半突出实用功效和价值,有道德实践意义,与生活实践关系不大的东西是不会引起古人——特别是儒家学派太多注意的。

 

  二、史官文化的“求实”精神与中国古典舞蹈的“近史”特色

  1.中国古典舞的“近史”特色与戏曲有关

  “中国古典舞”在当代是一个特指的概念,它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在从中国历史长期积累所形成的传统舞蹈中,提取典型性的舞蹈动态形式,经过现代人的发展创造,追随时代精神与人民审美需求,广采博收戏曲中的程式化表演与舞蹈身段;武术中的姿势和动势的劲力与风范;芭蕾的方法以及其他各种艺术的文化优长,它是在中华文化民族母体之中形成的当代舞蹈的一个种类。表达了当代中国舞蹈工作者们对传统的一种重新诠释。中国古典舞曾一度被一些人称作“戏曲舞蹈”。它本身就是介于戏曲与舞蹈之间的混合物,也就是说还未完全从戏曲中蜕变出来,称它是戏曲,它已去掉了戏曲中最重要的唱与念;说它是舞蹈,它还大量保持着戏曲的原态。由于戏曲舞蹈是蕴涵中国古代传统舞蹈元素最多的“活化石”,最初的创业者开始在中国戏曲宝库中不断汲取养分,从而对戏曲舞蹈的历史沿革、艺术表现手法、动作结构特征、表演程式规律、民族审美风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且细致的分析研究。而我国戏曲与唐宋年间盛行的说书讲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因此,从戏曲诞生以来,它所擅长的表现题材就集中于历史领域,所谓“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尽的三、列国”,正是历代戏曲界艺人通常用以炫耀其擅演剧目之丰富的熟语。历史剧是古典戏曲名著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汉卿有《单刀会》,马致远有《汉宫秋》,郑光祖有《周公摄政》《三战吕布》,白朴有《梧桐雨》,纪君祥有《赵氏孤儿》,梁辰鱼有《浣纱记》,洪昇有《长生殿》,孔尚任有《桃花扇》……在中国古典舞蹈创立之初,就采用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训练方法,当时的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请来京剧名师刘玉芳和南昆的名宿华传浩,练戏曲的《起霸》《趟马》,以及学习戏曲片段:《霸王别姬》里的双剑、《游园惊梦》《钟馗嫁妹》《走雪山》《桃花扇》《长生殿》《汉宫秋》等戏曲中的片断等。于是,他们把某些戏曲片段、传统文本改编或移植成舞蹈剧目,作品内容与戏曲题材同出一辙。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神话的过早解体和“求实”的史官文化崇高地位的迅速确立,促使了宋元戏曲对历史的依恋。既然“诬谩失真,妖妄荧听”的“太古荒唐”之说无补于世用,只有“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的史传才有益于社会,那么,以想象和虚构的方径来“述事”的戏曲,就不得不向历史靠拢。鲁迅在谈到我国古代小说时指出:“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4]把鲁迅的这一论断用在古典戏曲上,也是大体合适的,“近史而悠缪”也是古典戏曲的重要特色之一。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把戏曲定义为“以歌舞演故事”,这里的“故事”不只是有情节(事)性的要求,而且还有时间(故)性的限制。“故事”就是“故人之事”,而不是“时事”。因此 在戏曲诞生以来的一千年左右时间里,戏曲反映历史的传统几乎没有受到过任何挑战,人们疯狂地迷恋和趋附这个与本土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及其吻合的精神系统。以自己民族深厚的文化艺术积累为荣。近代以来,京剧、昆曲及其它地方剧种上演的剧目中,历史剧占有极大的比重,其中大部分是根据元明清时期的古典戏曲剧目改编而成的。2002年以来中央政府影响深远的“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评选在戏剧题材的偏好上出现了明显转变,2007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剧目评选中获奖的十部戏曲作品,居然多达七个剧目写的是历史题材,同时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许多地区的地方政府和剧团都在开展对本剧种的历史文献与保留剧目大规模的搜集与整理。当我们看到历史事件与人物重新成为戏剧舞台上的主角,而且主要是以正面形象呈现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21世纪初,中国各级政府文化部门、艺术家和民众,不仅在通过各种手段发掘各地历史悠久的舞蹈艺术文化遗产,同时更在美学观念和审美取向上,重新致力于确认本土艺术传统的无穷魅力以及民族文化的历史价值。

  2.古典舞蹈向历史靠拢,与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表现对象有关

  尽管中国古典舞蹈是一种人体动作的艺术,它不擅长叙事,重点是表现语言文字或其他艺术表现手段所难以表现的人们的内在深沉的精神世界。但舞蹈可以创造出可被人们感知的生动的舞蹈形象,以表达舞蹈作者的审美情感、审美理想,反映生活的审美属性,从而间接地与外在客观世界发生联系。古典舞蹈表现的多半是古人古事。创编者们根据传统戏剧理论“立主脑,减头绪”的原则,在舞剧的结构上采用了“章回体”式的安排与布局,使得舞剧情节悬念迭起环环紧扣,线索清晰,具有较强的戏剧性。正好吻合了中国观众希望“情节连贯,有头有尾”的欣赏习惯。舞剧《小刀会》是一部以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斗争为背景的现实题材的舞剧。它根据1853年上海小刀会的武装起义和起义军将士气吞山河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史实改编而成。舞剧《苏武》表现了西汉时期苏武出使匈奴,被囚禁流放贝加尔湖十九载,矢志不降的经典故事,讴歌礼赞苏武那种高尚的民族气节和操守。舒巧编导的舞剧《岳飞》表现了爱国英雄岳飞率岳家军奋勇抗金却被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的历史故事。舞蹈《昭君出塞》表现了汉代王昭君为国而远嫁匈奴的真实故事。舞剧《五朵红云》描绘了海南岛黎族人民从1943年到1944年的斗争史诗。舞剧《阿炳》讲述了我国杰出的盲人音乐家华彦钧坎坷命运和苦难人生的故事。当然,当我们说,中国古典舞蹈向历史靠拢,中国古典舞蹈具有“近史”特色,也只是相对而言。毕竟舞蹈是一门抒情艺术,它不是历史,不是人物传记,艺术作品要求的不是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真实,舞蹈是以特定的情与景相交融为内容的。编导家只是以生活为基础,来诠释生活,使得诠释的生活具有某种社会背景的依托,以表达舞蹈作者的审美情感、审美理想。因此,《阿炳》不反映阿炳的眼瞎,不用二胡作道具,不表现旧社会对人性的摧残,不描写阿炳如何刻苦研习音乐,后又如何沦为街头艺人,双目失明,饱受苦难。重点是通过肢体动作,表现爱恨、怨愤的情感交织,把他对人世间的痛苦和企盼,受怜与无奈,挣扎与乞求,浓缩为一种感愤,完成沉重的超越。

 

  3.古典舞向历史靠拢,与热衷于以经过长期流传的故事为描写对象有关。

  有些剧目虽然并非历史故事,但亦非作者之“捏造”,而是剧作家根据长期流传的故事(大多出于小说)加工而成的。求实的史官文化不只是要求古曲舞蹈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描写对象,还要求剧作家在历史的旗帜下幻想。这也是我国古典舞蹈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创作中的虚构、想象也往往是在历史的旗帜下开展的。因此,我国古典舞蹈亦有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的特色。如舞剧《宝莲灯》《凤鸣歧山》《奔月》《梁山伯与祝英台》《木兰飘香》《铜雀伎》等;舞蹈《谢公屐》《楚腰》《七步》《易水寒》《十面埋伏》《秋海棠》《胡笳十八拍》等。其“故事”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流传过程。完全无“故事”可考,纯属作者之虚构的剧作在我国古典舞剧目题材上是较为少见的。这与传统文化偏重于强调继承和要求文艺创作“资考证”的求实心理有关。虽然并非取材于史传,但有“故事”可考也就容易取信于观众,不至于被视为凭空捏造、荒诞不经。正如孙颖谈过他的舞剧创作观念是“把哲学、历史、民族、民俗、宗教、考古等学科和文学、音乐、雕塑、绘画、书法、工艺等相邻艺术都作为挖掘古代舞蹈的参考和依据。侧重于把握一个时代的艺术气质和艺术风骨,不拘泥于模拟有限的形象资料”。

  我国在《丝路花雨》之后,全国出现了持续数载的掘古创新热潮,一批古乐舞题材的舞剧先后诞生。其中,有以组舞形式表现唐宫梨园歌舞的《仿唐乐舞》,以楚文化为背景的《编钟乐舞》,旖旎浪漫、郁郁楚风的歌舞诗《九歌》,还有《汉风》《长安乐舞》《盛世行》,由于这些舞剧大多只着重于某历史时代的大文化背景,其中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今人的理解、想象与创作,因而被称做“仿古乐舞”。“仿古乐舞”系列的创作,不仅是对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宏扬,也为80年代运用和发展民族的舞蹈语言提供了新的方式。

  4.古典舞蹈向历史靠拢,还表现在动作形态的资料来源上,常常采用历史考古出土文物上的历史乐舞资料。

  比如,甲骨文上的象形乐舞资料,河南淮阳出土的汉墓玉雕舞人,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吹笙四人舞俑,各地汉画像砖石乐舞、陶俑等。一些舞蹈姿态和造型,保存在我国极为丰富的石窟壁画、雕塑、画像石、陶俑中,以及各种出土文物上的绘画、纹饰舞蹈形象的造型中;我国丰富的文史资料也有大量的对过去舞蹈形象的具体描述。我国舞蹈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的对中国古典舞的研究、整理、复现和发展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建立了一套中国古典舞教材,创作出一大批具有中国古典舞蹈风格的舞蹈和舞剧作品,形成了细腻圆润、刚柔相济、情景交融、技艺结合,以及精、气、神和手、眼、身、法、步完美谐合与高度统一的美学特色。舞剧《丝路花雨》的编导们正是经过对敦煌千佛洞石窟艺术的深入观察研究、学习临摹,掌握了壁画上的舞姿特点,研究了敦煌舞特有的S形曲线运动规律,同时运用中国古典舞蹈的节奏韵律,从而“复活”了敦煌壁画的舞蹈形象。再如戴爱莲编导的女子双人舞《飞天》,就是从敦煌壁画中寻找到飞天的舞姿形象,用飘然舞动的姿态创造出天宫仙境的美,让静态的画鲜活起来。使观众感受到飞天的定格造型创造出了仙女在天空中如行云流水似得飞动意境,给人一种美的遐想。

 

  结论

  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以伦理为中心的,儒家要求艺术从属于封建政治,为宣扬儒家的政治伦理原则服务,成为“载道”的工具。文艺的主要社会职能,对于统治者来说,是“知得失,自考正”,对于被统治者来说,就是从中接受道德教化,也就是“药人寿世”。儒家崇尚经验,取法先王,历代设立史官,以“前事”为“师”,将政治历史经验记载下来,供后世借鉴。所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以“史官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求实的史官文化对国人的心态以及作为这一心态之对应物的舞蹈艺术有着深刻的影响。当今中国古典舞创作常采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经过长期流传的历史故事作为古典舞的描写对象,由于这些历史题材的故事是历代人民的喜爱的经典,积淀了深厚的文化传统,深入了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所以,继承舞蹈艺术惩恶扬善的突出倾向和经世致用的创作原则,从这样一个层次来认识中国古典舞题材创作和审美意义,对于继承和发扬儒家传统文化,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德,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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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