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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商鞅变法 解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深层原因

2021-01-02 来源:腾讯网历史

在中原王朝的历史上,进行过数以百计的变法和革新,最终目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想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但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失败收场了,因此,从后世的角度来看,北宋年间,王安石变法推行“新法”的失败算不上出乎预料。

诚然,单纯的从表面上来看,“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由许多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宋神宗没有全心全意的支持,后宫妇人的谗言,旧党的阻挠,用人不当,执行走样等等,可谓不一而足。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假如我们从这些林林总总失败的案例中跳出来,去看看史上最成功的变法,“商鞅变法”获得成功的关键,再掉过头来看“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两相对比,便能发现真正的同时也是深层次的根源。

“商鞅变法”的具体过程中国历史的爱好者几乎个个都是耳熟能详,笔者在此不再赘述,其成功的关键乃是彼时的秦国国君,秦孝公全力以赴的支持,对于任何阻碍变法的个人或者集团,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甚至包括未来的秦王,太子嬴驷。

(嬴驷为太子时,一度触犯了禁条,当时正值有人反对新法,法令行不通。于是商鞅对秦孝公说:“法令行不通在于宫室贵族的干扰。国君果真要实行法治,就要先从太子开始。太子不能受墨刑,就用墨刑处罚他的老师。”秦孝公听从了商鞅的建议,处罚了太子的老师。)

秦孝公为何干冒天下之大不韪,鼎立支持商鞅变法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他眼里,彼时的秦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可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春秋与战国交替之时,是分封制崩溃、中央集权制确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原有的土地国有制(即井田制),逐步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新兴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从传统的贵族那里分享政治权力,以达到晋身统治阶级的目的。与此同时,各国国君同样希冀通过全面的改革,削弱、限制分封贵族的权力,打造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使手中的王权获得压倒性的优势。秦国的商鞅变法,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基本上都是出于同一个目的。

秦国崛起在莽荒的西部,远离中原文明核心区域,故而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晚于其余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大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先期改革实力陡增的楚国,拜吴起为将,领兵伐秦,连战连捷,全部占有原本属于秦国的河西之地,秦国只能退守洛水,随后,秦孝公发倾国之兵妄图夺回失地,却被吴起在阴晋击败。

简而言之,彼时的秦国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生存危机,故而秦孝公具有足够强烈的动机来变法,因为他知道,不变法图强,最大限度的激发和利用秦国内部的战争潜力,将整个秦国打造成一个王权直接控制下、高效的战争机器的话,那么秦国极有可能被他国持续不断的挤压生存空间,最终甚至有可能身死国灭!

再掉头来看看王安石推行新法之时的北宋,立国已经80多年,王朝的外围,在北部与辽朝保持了长期的和平,与西夏偶有小的纷争,但没有大的战事发生。王朝内部,则是官僚机构臃肿低效,军队员额过百万,土地兼并严重,百姓负担重,怨声不绝。

显而易见,对于高踞生态链顶端的统治阶级来说,王朝面临的不过是小小的经济危机而已,只要继续全力压榨底层即可,远远没有到危及生存的地步,属于疮疥之疾,而非心腹之患,自然不愿意冒巨大的风险来改变现状,于是乎,皇室首鼠两端,旧党极力反对。

王安石属于那一类既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又能洞察未来趋势的人物,早已察觉到北宋王朝内部的巨大危机,但是,却只能对牛弹琴,得不到皇权和官僚系统的真正的理解和完全的支持,这,才是变法失败的深层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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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