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眼中，宋朝是一个文人治国的时代，文人嘛！之乎者也，羽扇纶巾。其实，那是受了《三国演义》影响。文人也分性格，有人是：文人文人真绅士，有的人是文人中的流氓甚至土匪。在这里流氓和土匪不是“贬称”，正如我说“暴君”在21世纪也不应该像封建社会儒家文明时期的贬义，这些在某种语境（请注意我的用词，网络上写东西常被人阉割）下其实只是说这个人的性格和做事风格而已。更具体的描述就不说了，详见相关文章。

在宋朝，就有一个人：他以文人中的激进派展露头角，最终却以守旧派划上句话。

前半生激进、后半生守旧的富弼

富弼在“庆历新政”时期是激进官员、“王安石变法”时期就成了守旧派。

为什么说他激进？在“庆历新政”中：

一者主杀。《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三年十一月》就记载，高邮知军晁仲约面对群盗进攻而不能抵御，在此情况下，他命令有钱人拿钱拿物拿着牛酒带着大量金钱去犒劳强盗，强盗们一看这比抢来钱还快呀。因此，直接过了晁仲约的防区。枢密副使富弼听到后非常生气要杀晁仲约，参知政事范仲淹则反对，在宋仁宗面前两位大臣发生争议。

二者庆历时期对辽相对强硬。1042年，辽国的肖英、刘六符奉命向宋朝问责，要求辽国追讨柴世宗收复的失地，甚至宋太宗灭北汉（契丹附属国）时的旧地。富弼奉命出使辽国曾经对辽主说：过去我们国内动荡，你们取了我们一些地方。如今我们上下一心，你们能占得了便宜吗？，同时说：你们说你们要收复祖宗的故地，但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说更是祖宗故地！

面对辽国要求增币的讹诈，富弼不辱使命，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耶律宗真不要动兵，给钱就行了。为此，富弼回国商量如何写约书、国书。

富弼与权臣吕夷简

过了一段时间，庆历七年七月廿二（1042年8月10日），富弼再次前往辽国。宰相吕夷简经过宋仁宗允许，下令富弼写回复辽国的国书以及两国誓书。

富弼写的是：议婚则无金帛。若契丹能令夏国复纳款，则岁增金帛二十万，否则十万。同时，塘淀、边屯兵马、逃往百姓等三件事也告知禁止。

富弼写完之后便先行赴辽，国书和誓书则交给朝廷抄写、盖章等流程走完后再追送到富弼手中。富弼拿到文书后，觉得这新增的三项是自己与辽国接洽的，现在朝廷是否有变化呢？我还是先看看吧。

如果和我写得不一样，那问题可就大了，辽国必然会怀疑我的真诚，恼一恼要了我的小命儿。因此，富弼便打开了文书查看，结果拿开一看就勃然大怒，吕夷简命人所写和自己写的不一样，特别是对领土边境位置的描述上并不一样。

富弼立刻两次命人回去质问并汇报给皇帝赵祯，最终都因程序性问题，连皇城都进不去。为此，富弼亲自回京见到了宋仁宗。一见到宋仁宗，富弼就像吕夷简发动猛烈的“语言炮火”，那时，富弼与吕夷简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

吕夷简是范仲淹等“新政人物”的死敌。富弼语言激烈地指责吕夷简，吕夷简轻描淡写地说这是笔误。其实，作为政敌，富弼是想借助这件事情能否把最大的政敌消灭。然而，富弼还是低估了宋仁宗对吕夷简的重用，他认为的“重大事件”其实在皇帝眼中只是小事儿。

辽国进兵南下是一件大事儿，但北宋的百万大军也不是吃干饭的。而且，富弼已经和辽国谈好了，打不起来。那么，辽国这件事儿还算大事儿吗？现在宋仁宗关心的还是息事宁人，内部的事情还一大堆呢。

富弼大骂岳父

文人爱抬杠、爱钻牛角尖，吕夷简放在前面挺合适儿。所以，宋仁宗对于吕夷简非常信任。吕夷简宋在真宗死后，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在拜相之后，在治理朝政上的能力上有目共睹。对宋仁宗及其生母也多有倾向性地帮助，因此，于公于私赵祯对其比别人更加信任。

不要说富弼，就是范仲淹在当时比富弼更加稳重、更加有威望都不能扳倒吕夷简。富弼就更难了。在这点上，富弼的老丈人看得很清楚，一直亦步亦趋地跟在吕夷简的后面。

如今一看女婿富弼对吕夷简言辞如此激烈，意图和吕夷简硬碰硬、玩决战了，赶紧上前和稀泥。结果被富弼大骂一顿。

晏殊跑出来打圆场，说吕夷简乃是无心之误。富弼一听指着岳父的鼻子、当着宋仁宗和吕夷简的面儿骂道：晏殊！你这个佞臣贼子，你和吕夷简结成“朋党”祸害天下！

宋朝最不能说“朋党”，被说之人在宋仁宗朝几乎没有没被打击过。可以说富弼是真的急了，有些要治岳父于死地的地步。

当时的富弼封建政治斗争经验不足，初生牛犊不怕虎，根本无法理解岳父晏殊的心思。当然，这是从好的方面理解晏殊。从坏的方面理解，其实就是晏殊、吕夷简在一同欺负富弼，在“政治老油条”眼中，一切都是虚幻的，都不如自己的政治生命重要。

一件小事儿就能看出北宋政坛上的三种文官。

吕夷简式：深受皇帝信任、行政能力和政治敏感性颇高的人。

富弼式：有着非常高的语言技巧，且行政能力颇强，敢于改革、改与创新。

晏殊式：方向上紧随潮流、行政能力一般，关心的是自己的爱好与生活，讲究“精致生活”。

你喜欢哪种人？你又是类似哪种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