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宋朝第六任皇帝宋神宗上位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就拉开了序幕。可是，依旧没有遏制住这个王朝的颓势，其“功过”一直被后人点评，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1068年，宋神宗继位。

其实，他还是蛮有进取精神的一位皇帝，当时的国家可以用“内忧外患”来形容。因此，他联合大臣们来了一场革命，想刷新一下这个国家的面貌。

但是，“千疮百孔”哪能在朝夕间就被修补好呢？

当时的北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国家财政出现了危机，政府公信力严重下降。

要知道，宋朝政府执行的国策是“不抑兼并”，而它最大的弊端，则是加剧了土地的兼并，使得大地主、大富商等特权阶级大量出现，从而加深了阶级矛盾。有钱人 “用钱生钱”，而农民阶级和个体户，每日却在为自己的生计奔波。

于是，皇帝下令减税。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有钱人更富，没钱人更穷，能做事的官员越来越少，国库的收入也越来越少。然而，官员的队伍却是越发庞大。那个时期的官员总数居然超过了2.5万，况且，政府还一直奉行“高薪”，光“正俸”这一项的支出就是天文数字，且要加上他们的“置装费”。

甚至于，国家还要负担官员家里“下人”们的开销，就连吃的、厨房用的炭、盐和马匹的口粮，国家都要“包管”。可见，宋朝政府太人性化了，真的把官员的“衣食住行”都照顾得面面俱到。但结果，偏偏事与愿违，拿着国家的钱，愿意效力的却没几个。

因为，大家只关心自己，只关心自己家族的兴旺，对国家大事“熟视无睹”，只想着脱离实际，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谋取私利。

二、军队建设“将不专兵”，“消极御敌”受制于人。

当时，宋朝政府奉行的国防策略是“崇文抑武”，文官是“最高指挥者”，手中有任免武将参与的最终决定权。为了更好的“监视”前线的作战情况，皇帝亲自任免这些指挥官，“将从中御”，以至于，各路领兵的将领和枢密院长基本上都没有武官的份。其实，防御指导思想就是纯粹被动的“防”，挖个沟或者修个战壕，没有更多的积极举措。

1032年，李元昊称帝，开始正式向宋朝宣战。后来，陕西聚集的宋军将近40万人，连范仲淹和韩琦都被派上了前线，依旧没能阻挡其野心。当时，北方的辽国，眼见西夏战果扩大，心中更痒痒难耐。于是，在1042年，辽国也发兵边境，同时漫天要价，让宋政府“割让”瓦桥关以南10个县的土地。或许，宋朝真的是被打怕了，便用“屈已增币”将辽国给打发了。

除此，为了应付国内外的战争以及年成不好时实行的“募兵”制度，导致军队人员激增。1038年，服役的兵将有125.9万人，这是一笔庞大的开销。再加上，“不重视武官”的思想盛行，导致军队的建设大打折扣。

非专业人员哪能懂得练兵？

当时，军队训练水平下降，步军射箭训练不要求“命中率”，骑兵训练也不要求马枪“命中率”。可见，所有的训练感觉就像是儿戏，很多时候都是“皆望空发箭”。在500人中，大概不足百人技能过关，其余的都是形同“废物”。

人况且如此，兵器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同样是“重”数量“不重”质量，而这些器械不过是图有个虚名罢了，官员们哪里会认真检查。

那么，改革在军事上没有取得突破，原因何在？

应该是太急于求成了。

那时，整个国家上上下下都出现了问题，宋神宗并没有抓住重点再各个击破，而是全面出手，结果，导致了“力不从心”。要知道，军队建设本就是一个长期“任务”， “文官当道”思想由来已久，不可能一下子扭转。何况，真正做事的人少之又少，执行力不到位，推行改革，必然阻力很大。

此外，改革的“无疾而终”，还和皇帝本人的决策有关。为了“平衡”各方面的权力，他一边“抓”改革，另一边 “提携”保守派。而对于战场的局势，常常是遥控指挥，极大地干扰了将军们的作战策略，无法对形势做出准确的回应。

最后，我们可以可以大胆的得出一个结论：宋神宗的确期待一个“盛世”的降临，但是，又担心皇权地位受到威胁。因此，他在极力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便借助了第三方的保守势力遏制改革派，从而让政策在真正的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

再加上，原来的“恶习”，一切积重难返，让改革看起来就像个“闹剧”。所以说，真要下定决心扭转某一种局面时，光有决心和政策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而执行力的到位和人才的培养才是真正解决核心问题的根本元素。

由此可见，宋神宗很像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虽胸有大志，但能力却无法匹配他的志向。最终，导致自己的统治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