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最热的就是山东省高考冒名顶替事件，这件事因其重要性，一经报道，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网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要知道，高考顶替，不但是一张学历那么简单，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发展方向，其严重性是不可低谷的。其实，“冒考”事件自古有之，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就是一个没有科举资格的“冒考生”。
刘春霖(1872-1944)，字润琴，号石云。清直隶省河间府肃宁县人，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甲辰科状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他在《六十自述诗》里称自己是“第一人中最后人，只今四海剩孤身”。
刘春霖
刘春霖是1904年慈禧七十大寿恩科考中状元的，第二年清朝就废除了科举考试，所以他自称是“第一人中最后人”。但这位“第一人中最后人”其实连科举资格都不具备，他是通过关系，一步步“冒考”上来的。
科举制度虽说是中国古代最公正、平等的制度，但它并不具有真正的平等精神。在古代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参加科举，历代都把所谓的 “贱民”群体排除在外。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是有“良民”和“贱民”之分的。士农工商为良民，其他那些从事特殊行业是贱民。
历代对贱民的划分大同小异，《大清会典》称，“且必区其良贱，如 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为贱。凡衙署应役之皂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 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长随与奴仆等”。
其实刘春霖家世代为农，一直是“良民”。到了刘春霖父亲刘魁书这才开始在济南、保定府衙当差，也由此划到“贱民”阶层。
这就是所谓“人以役贱”，无论之 前是属于良籍的平民等级，还是某些特权等级的子弟，只要承担了皂隶、马快、步快等政府杂职，便 立即被划进了贱民的范畴。
刘魁书的两个儿子刘春堂和刘春霖都聪明好学，是读书的料。过了几年，两个儿子学业水平达到了可以参加童 试的标准。
但刘魁书是皂，据当时规定，皂“例不准为官，其子孙亦不准应试”，需“下逮四世，清白自守，方准报捐应试”。
不让应试，两个儿子的书不是白念了吗?刘魁书还指望这两个儿子光宗耀祖，改变家族命运呢。
于是刘魁书铤而走险，上下打点，找关系让儿子“冒考”。
冒考指考生身家不清白，贱民后代冒充良民后代。还有一种是“冒籍”，指的是考生不在原籍考试，和现在的“高考移民”类似。
为了防止冒考和冒籍，清代科考制度规定了担保制度。童 试就需要童生互 保和廪生保结。童生互保，要求在童 试中五名童生互相担保身家清白。廪生保结指童生应试时必须找一名廪生作担保，从而保证其没有冒籍等弊端。在童试时，廪保必须到场识认，确保无误后方准童生入场考试。
刘魁书请同乡廪生胡光签担保，但胡胆子小，不敢干，刘魁书只好另找他人。好在刘家兄弟都很争气，双双考中秀才，进入保定莲池书院学习。
刘春霖的状元卷
后因父母患病，相继去世，刘家兄弟一直没能参加科举，直到1902年才得以参加乡试，并双双考中举人。
1903年，兄弟俩一起参加会试，刘春堂考中进士，刘春霖却名落孙山。科举每3年举办一次，刘春霖只能等1906年了。恰好赶上慈禧七十大寿，1904年特增一期“恩科”。北京贡院在庚子之变时被毁，会试移到河南开封贡院。
会试的第一名是大名鼎鼎的谭延闿，刘春霖考了第17名，取得了进京参加殿试的资格。
殿试时，刘春霖发挥出色，被阅卷官拟定为第二名，排在他前面的是广东人朱汝珍。
最后由慈禧太后“钦定”名次时，两人名次却颠倒过来了。原来老佛爷看到朱汝珍中的“珍”字便想起了珍妃，再一看籍贯是广东，又想到了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肝火直升，于是将朱汝珍的试卷扔到一旁。
当看到刘春霖的试卷时，老佛爷心花怒放，这人名地名太讨喜了。“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这一年又逢大旱，急盼一场春雨。加之直隶地处京畿，“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对烽火四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自然是“吉祥”之兆。慈禧太后大笔一圈，刘春霖便幸运的成了末代状元。
科举大金榜
状元令
中状元后，刘春霖获授翰林院修撰。1905年，刘春霖奉派到日本法政大学留学，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考中状元还出国留学的人。
归国后，他历任资政院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高等学堂提调和保定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督等职。
大清灭亡后，历任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等总统府内史(相当秘书长)，并兼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和直隶高等学堂学监等职。
1923年，刘春霖退出政坛，以读书静坐为乐，靠书法自养。他是当时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尤以小楷著名，时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的说法。
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几次派人找刘春霖，请他去做官，他都称病回绝。日军侵占北平后想找些名人出来撑台面。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是刘春霖同科进士，又一同去日本留学，他多次请刘春霖出山，甚至许以北平市市长之职，刘都不为所动，还骂王揖唐是“筋骨软的东西”。
刘春霖这位中国最后的状元，没有给读书人丢脸，他保存了中国传统读书人气节和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