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辫包括脏辫、非洲小辫、地垄沟辫和扭搏辫。也许每一根辫子都是一段故事，编织它或拆开它；那是一段什么样的记忆？无论辫子长短，它们的故事顺延着时间的轨迹隐藏在头发的丛林里。或者这些人会把它们叫做信仰。理解、费解或误解，有赞、有弹亦或是有爱、有恨……丰富城市文化的多元性，也考验着社会文明的包容度。（图/文 南方都市报 高永佳）

　　22岁的柯儿6年前开始纹身，3年前喜欢上脏辫，发现非洲小辫更适合自己是在1年前。她经常变换着各种辫子，“我很爱臭美，很多朋友都觉得我的发型很漂亮。”她曾在北京做过桌球助教，回到广州后玩桌球依然是平日的消遣。

　　柯儿的本职工作是海娜绘师，月收入六七千，好的时候能过万。她说，“海娜绘师这个职业对我来说蛮特别，身边从事这行的人不多，现在很有市场”。

　　2015年10月，柯儿辞去广告摄影公司业务员的工作全心投入画海娜。绘画零基础的她通过临摹和练习在不断进步，如今客人应接不暇。“生活是自己的，应该活成自己想要的那个人。”

　　她喜欢Live House、摇滚和冲浪。她的突出造型常常让她在夜晚回家的路上被巡警截停并要求出示身份证件，“每每遇上这个情况，我都觉得特别讨厌”。

　　26岁的东北小伙子家玮是动画专业出身，毕业4年里闯荡南北。家玮2015年2月来到广州，在信息港的一家游戏公司找到了角色原画设计师的工作。别人说大广州、快节奏，但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悠闲自在的老广州，他对这座城有莫名的依赖，很快便决定留在广州发展。

　　家玮住在荷光路城中村里，月入过万却蜗居城中村，上下班滑滑板来代步，每天出门都会经过一条坑洼小巷。受侠文化影响，家玮认为自己骨子里十分传统，喜欢听国学讲座、爱穿传统服饰，尽管他也爱着摇滚。对于自己的发型，父母亲并没有干涉。在他看来脏辫是自由之神的化身，代表着一种生活态度。穿着唐装留着脏辫，自己也觉得很搭调，一切自由随意、随心随性。

　　宝株今年刚刚19岁。“喜欢非洲辫最初单纯只是觉得自己弄了会好看，尝试过不同的辫子，在辫地垄沟辫以前我弄的是扭搏辫。家长不反对我的发型，大人们认同我的审美。”念高二时宝株开始转读国际语言学校。“大多数人的求学历程都是小学中学大学，但我不是，我偏科，对外语情有独钟，于是专攻英文和西班牙语。”

　　宝株现在是一名化妆师，她的客户在工作中从来不会给自己任何阻挠。“把自己打扮好，再去给别人打扮，别人才会更信任自己，况且现在的客户更注重前卫的视觉创新，拍起时尚片子来也很有范儿。无论如何外表都是其次，我也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关键是他们能够认可我的化妆能力。”肥猫“表弟”是宝株朋友两年前送给她的礼物，宝株对它喜爱有加。淡淡的薄荷香弥漫在空气里，吐着烟圈的宝株对电子烟爱不释手。

　　24岁的阿原是一名脏辫师。“脏辫族在我看来分两种，一种是热爱牙买加文化的人，另一种则是追求自我个性的潮人。”阿原成为脏辫师有1年，此前在北京学艺数月。他的师父从业十几年，对脏辫的深刻理解感染了阿原。于是，经营文化推广公司的他决定回到广州，开始脏辫文化的推广。

　　“编脏辫是门手艺。”在出师后的3个月里，阿原几乎平均每做两个头，手指头就会破一次，这时候阿原便休息3天左右再开始做头。曾经有客人为了旅行拍照好看弄了脏辫，旅行结束后便拆掉。对此，阿原说：“我希望人们做脏辫的时候，不仅是改变一个发型，而是对脏辫文化有所了解的，更希望脏辫文化在华南地区有更全面的推广。”

　　19岁的果果是名大学生，喜欢非洲小辫。父母离异后，果果在马来西亚中断学业，于2015年回国，来到父亲所在的城市广州。果果的大学临江而建，她喜欢傍晚时分在校道边上散步，同时还能看到校园里的足球赛。“回国以后，我特别不适应，也经常想念从前在国外念书的日子。”果果在广州的学校里朋友特别少，不少同学会因为她的外型而疏远她。“我的发型在国外太普通了，那时候同学的妈妈总为她编不一样的发型。”

　　果果在学校对面找了一间小房子自己住，白天上课，晚上在清吧兼职，周末会去找父亲吃饭聊天。“我跟爸爸关系特别好，他在国内居住，思想比较传统，也曾反对过我的打扮，不允许我在爷爷面前过分怪异的穿着。”在发型上花费几千块对于刚成年不久的果果来说是笔巨款，她曾偷偷拿学费去弄喜爱的发型。“现在不会再这样了，我在兼职，不想让爸爸难过。”如今，果果在念服装设计，她希望几年后能拥有自己的服装品牌。

　　23岁的阿婷是位独立音乐人，她扎的是地垄沟辫。“我的内心很浮躁，外表很狂野。我的外型就是我内心的反映。”特立独行的阿婷外形招摇，不爱乘地铁也不爱乘公交，讨厌任何人在街上用镜头瞄准她。帅气高冷的阿婷在2015年弄了辫子，“别人我不管，但不要说我模仿哪个明星，只要发型适合我都会尝试。”

　　听黑暗金属和死亡金属长大的阿婷骨子里显得很叛逆，“我是个很dry的人，啥都会玩一点。”平日里写词、做音乐、参加派对、玩滑板还玩机车，“我就是个奉献给艺术的边缘神经病。” 不管阿婷认为城市文化有多浮躁，真实两个字是她一直所追捧的，“我的个性就是如此，不必反对，我的辫子不是弄给他们看的。”

　　32岁的阿勇是地道的广州人，蓄脏辫已有7年。他是一名发型师，在海珠区一处人气很旺的地方拥有自己的品牌发型屋，顾客盈门，常常工作到深夜，不少顾客希望他亲自操刀而等上个把小时。阿勇希望朋友们提到他的名字时，首先会问是不是留着脏辫的发型师阿勇。

　　2009年，阿勇拿下了全国发型大赛季军。从那时起，阿勇便开始琢磨一个属于自己的发型符号，他最终选择了脏辫。对于这几年在街上偷拍他的行人，阿勇习以为常。阿勇顶着一头脏辫就吸引了心上人并把她娶回家，“当初追老婆时，岳父岳母觉得我有点奇怪，后来习惯习惯就好。”

　　33岁的林琳是一个蓄脏辫6年的国际时尚买手，每年会到巴黎6次。林琳曾在巴黎偶遇明星那英，因为那一头脏辫，那英将她认错成毕夏。

　　“我的头发比较多，脏辫完全是由自己的真发制作而成。”林琳顶着又重又长的脏辫，登上了2016快乐女声的舞台并入选广州唱区十强。

　　林琳的锁骨上文有一句话：太奇怪了所以不能生存，太稀有了所以不能死去。正如她对脏辫的喜爱。林琳的爸爸是一名基督教徒，她从小受其影响。“我相信头发是精气神所在，不修剪是一种信仰。”

　　26岁的肆零是名DJ，舞台上的他并不高冷也不耍酷，可爱的大男孩热爱着自己的职业。“不经意间会被人扯一下头发，他们边扯边问我的头发是真的还是假的。”肆零的脏辫已经剪短了许多，但仍然有人用直勾勾的眼神盯着他或拉扯他的头发。作为职业DJ，肆零全球接活。去年他在英国认识了不少当地的脏辫DJ，这一年他也留起了脏辫。“不是单纯的模仿，我只是觉得多了一份感觉，玩起音乐来也特别有意思，脏辫跟我的音乐蛮般配。”

　　玩音乐也罢，蓄脏辫也罢，似乎肆零所喜爱的并没有得到长辈们的认可。“哥哥几年前砸过我的乐器，妈妈对我的发型很反感。”从前一直唠叨的母亲现在把心思都放在生病卧床不起的父亲身上，这让肆零十分内疚，“我试图让家人对我的职业及外貌有新的改观，但没有什么机会，常年各地奔波，难得回家也不想过多争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