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看到《欢乐颂》也许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底层人的羡慕。对于西方人，“有钱的中国人”在当下已经不是一个神话，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在任何一个旅游景点和城市，最贵的别墅往往被亚洲人买掉，街头上的名贵汽车清一色是亚洲人的。因此《欢乐颂》或《小时代》这种极度炫富已经不是什么新体裁。

　　另外一种是西方精英的反应，这一派大概会认为中国的炫富像曾经饿怕了的暴发户一样低俗、夸张和农村。这种看法可在西方主流媒体中随处可见。其中最喜欢报道中国人生活跟风、模仿欧美、劣质，似乎炫耀、享受和精致只能是西方人的特权一样，而一旦到了第三世界无论什么方式的炫耀都会变得恶俗不堪。

　　《大开眼界》中的富人秘密俱乐部

　　我们不妨看看西方的精英阶层是如何炫耀的。

　　首先需要明白，如今在西方，已经不存在什么强大的中产阶级，而只有富裕的百分之一和贫穷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区分，只有精英和穷人的分化。这种现象和《欢乐颂》的情况是一样的。同住在一层楼中的工薪阶层，有人需要家里倒贴才能生活，有人则开几百万的汽车。在西方大学，有的教授每个小时的价格是几百甚至数千美元，而人文科刚毕业的在大学以教课维生的博士一年工资加起来不如一个清洁工，而且要同时教数个大学，来回奔波，只能睡在汽车中。

　　《唐顿庄园》的晚宴和名利场

　　我们通常看到的西方那种仅仅能够维持生计、家庭开支、一年积蓄旅行一次、有车有房的办公室阶层的生活在西方也属于非精英阶层。另外，车和房（尤其非大都市）在西方只是日用品，非常普遍和便宜，不能算上精英的标志。

　　现在我们看看西方普遍的精英阶层的炫耀方式。很多人以为西方受过教育的上层人的炫耀方式会较为文雅、精致、高级和小资，但其本质一样是“暴发户”的。以我在社交网络上的一些有“名望”的西方大学教授的炫耀方式为例，其物质性和象征性的炫耀方式包括：

　　历史上哈佛兄弟会Porcellian Club的内景

　　与某某议员来往；某某政客请吃饭；某某政府官员邀请我参加某某重要的活动；某某电台、电视台名人邀请我做客；参与某某明星私人派对；被某某国家的官员邀请讲座；到某某国家旅行、环游世界；度假、豪华游轮、头等舱、高级酒店；一个月来回飞了数个（发达）国家，不是从伦敦到巴黎的飞机上，就是在新西兰到澳大利亚的豪华游轮上；得到某某音乐家、作家的赠书、赠画、题字；与某某作家和退休议员、总统进行high tea；在某某剧场看某艺术家表演并坐在嘉宾位置；住在山顶、山腰、海边、市区最贵的地段；邀请某某名模、名人参与生日派对；儿子、孙子、女儿刚从哈佛、耶鲁、牛津、剑桥大学飞回来探访；女儿在纽约/世界/宇宙大剧院和某超级/超世纪艺术家同台表演钢琴、小提琴；参加某校友会、同学会、兄弟会、姐妹会；和某某名人/总裁/基金会主席/县长是朋友、亲戚，一个电话可以搞定很多事情；家中的客厅全是与名人政要的合影和贺卡；收到总统的晚宴邀请信；参与某部长子女的慈善筹款活动，去非洲、东南亚、岛国进行慈善活动；参与某环保（保护鸟类、动物）活动，而非抗议石油公司的污染；家中游艇的大小；收藏古董汽车；收藏红酒；收藏名画……

　　西方精英的炫富的要诀体现在：富裕只是基本，一定需要文化和象征符号的东西来高雅化和抬高身份。没有读过书的人需要书柜、艺术家、名人来映衬；富人的儿女需要学历、慈善来映衬其修养、道德感和社会责任和雄心；富人之间需要血统来映衬。

　　美国著名左翼公共知识分子Chris Hedges

　　Salman Rushdie讲述了当年在英国的贵族学校中被歧视，是因为他并非来源显赫的血统，尽管他本来就属于富人阶层。我敬重的美国左翼作家Chris Hedges讲述了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看到特权阶层让他作呕的平庸和炫耀生活：当他们还不是成年人时，就已经不将家里的佣人当人看。而他们的成就并非来源于他们的才能，而是来源于他们社会地位、人脉关系、血统和家族。所有这些都无法掩盖他们的平庸。Chris Hedges直言不讳乔治·布什就是这样出来的平庸者。

　　炫富中西无差别，它毋宁是人性虚荣、虚无和傲慢的真实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