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风网综合新华网、光明日报

　　考古界的专家们表示，2012年度是个“大年”，好项目太多，名额却只有十个。经过优中选优，好中挑好，忍痛割爱式的评选，最终选出十项。4月9日，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河南栾川孙家洞旧石器遗址、江苏泗洪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川金川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河北内丘邢窑遗址、内蒙古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重庆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共十个项目被评为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四川金川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泥质侈口深腹罐。

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的发掘清理现场。

内蒙古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出土的泥塑人头像。

河北内丘邢窑遗址出土的隋三彩。

江苏泗洪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二期遗存的陶器。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陶鬲。

重庆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出土的“縣”字木印模。

　　记者从“各个精彩、各有千秋”的十项中挑出三个项目，简单介绍，以飨读者。

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墓葬全景。

找到一种墓——研究西汉帝陵的唯一标本

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有两个“另类”特征：

首先是非同凡响的黄肠题凑。

黄肠题凑是西汉时期帝或王专属的墓葬形式。定陶汉墓使用的便是黄肠题凑形制，由此可断定墓主人是帝王级。但它的非同凡响在于，不仅墓室最核心的地方用黄肠题凑，而且连回廊外侧室、回廊内多室以及侧室间隔壁皆为黄肠木叠垒，考古队共发现黄肠木3万4千多根，估算木材总量约2200多立方米。它是我国目前所见保存最好的黄肠题凑墓葬。

发掘领队崔圣宽介绍，在已发现的“黄肠题凑”形制墓葬中，该墓葬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好、时代大致明确，很可能是“黄肠题凑”葬制发展到最为成熟的晚期阶段的典型代表。

另一个特征是空空如也的皇家墓室。

考古人员在惊叹墓室结构的精致时，也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诺大的墓室里空空如也，干干净净，就算是屡屡被盗也不至于连个碎片都没留下。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告诉记者，这座汉墓复杂的墓葬结构、考究的建筑都反映出墓主人身份至少属于王一级，但其规格又明显高于以往发现的同时期的汉代诸侯王墓。

墓主人的推断通常要靠墓中各种文物传递历史信息，面对这个“清壁四野”的墓室，专家们犯了难。幸好，他们意外地在墓葬中室门道外地板下暗洞内，发现一件保存完好的以丝织品包裹缠绕系结的竹笥（sì）。竹笥内叠放一件丝质汉袍，汉袍的颈背部还系了一枚玉璧。据有关丝织品专家认定，这是件女性服饰，这为断定墓主人提供了重要依据。他们结合墓中提取的其他信息，结合史料，初步推测墓主人是西汉哀帝刘欣之母丁太后。

这一推断，使这座墓又增添了新的重要性——迄今为止，我国还未发掘过一座西汉帝陵，在国家禁止发掘帝王陵的大背景下，这座皇家陵墓成了研究西汉帝陵的惟一标本。

河南栾川孙家洞旧石器遗址发掘出的门齿。

发现一类人——中国或存在自主起源的直立人

　　作为唯一上榜的旧石器时代项目，河南栾川孙家洞旧石器遗址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发现了一种中国的直立人。

　　该遗址的地质年代属于中更新世时期。考古队在这里发现了6枚古人类牙齿，其中的前臼齿和臼齿咬合面结构复杂，区别于现代人和晚期智人，具有原始性，与北京周口店直立人相近，有专家认为可以称为“栾川人”。

发掘领队史家珍告诉记者，中更新世是探索直立人演化及现代人起源等古人类重要理论问题的关键时期。孙家洞遗址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对于近年来国际古人类学界直立人演化和现代人起源的研究有着重要作用，也为研究古人类的个体发育及系统演化问题提供了化石依据。通过进一步研究，有可能证实中国存在自主起源的直立人。

地图显示，孙家洞遗址位于秦岭以南、淮河以北，地理位置独特，处于中国自然地理南北分界线上，是气候和自然环境的过渡地带。该区域是人类迁徙演化和动物群交流的通道，对于研究过渡区域动物群面貌、动物地理区系演化、古环境变迁和南北方古人类文化的交流有重要作用。

考古队在遗址还发现了中国鬣狗、肿骨大角鹿、李氏野猪、葛氏斑鹿、熊、大熊猫等大量的动物化石，这不仅有助于遗址周边区域古环境的分析与重建，而且可以为研究古人类生存模式、栖居形态以及群体组织等国际动物考古学热点问题的探讨作出积极贡献。同时，考古队还在栾川盆地调查发现了旧石器遗址点十余处，既有洞穴也有旷野遗址，不仅发现有直立人化石，还有晚期智人化石。专家认为，该遗址群的系统发掘和研究可以为研究区域人类演化提供珍贵的科学材料。

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出土的青花龙纹八仙钵。

　　厘清一件事——集政治与防御于一身的土司城堡

　　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是一处设有衙署的军事屯堡，也是中国西南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延续时间最长的羁縻·土司城堡。

遵义旧属播州，公元9－17世纪为杨氏统领724年，共传27代30世。据现有文献，海龙囤始建于宋宝祐五年（1257年），毁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平播之役。

考古队通过调查与试掘，查明海龙囤有约6公里长的环囤城墙，其所围合的面积达1.59平方公里。囤东有6个关隘，与囤西的3个关隘共同组成两个瓮城。关隘及城墙均用大石筑就，至今巍峨雄壮。从考古队展示的图片可以看出，囤顶平阔，“老王宫”和“新王宫”是其中最大的两组建筑群，面积均在2万平方米左右。

发掘揭示，“新王宫”具有中轴线、大堂居中、前朝后寝等特点，与衙署的布局一致；而明代文献中亦明确称其为“衙”、“衙院”、“衙宇”等。因此，长期被当地人称为“新王宫”的地方实质上是一处土司衙署遗址。从出土遗物看，它是一组明代建筑群，嘉靖、万历时期是其鼎盛时期，最后毁弃于万历年间的大火。

发掘领队李飞介绍，通过调查与发掘，他们认为海龙囤是一处融保卫国家利益与维护土司家族利益于一体，集关堡山城与土司衙署于一身的羁縻·土司城堡。特殊时期，坚不可摧的海龙囤是土司的重要军事防御据点；和平年代，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海龙囤则可能成为土司的别馆离宫。从南宋中期开始，穆家川（今遵义老城）一直便是杨氏统领播州的政治中枢，而不久之后修建的海龙囤与之并行不悖，前者为平原城，偏重于政治，后者为山城，偏重于军事，它们一起构成了播州杨氏完备的城邑体系。

此外，它“利用地形、融入地形”的建筑特点，对中国西南同期以及后来的同类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发掘表明，海龙囤的整体格局与明故宫契合。刘庆柱点评说：“这反映了土司在意识形态上的国家认同，这种一致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效维护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作为我国羁縻·土司制度的实物遗存，海龙囤完整见证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由唐宋时期的羁縻之治到元明时期土司制度再到明代开始的“改土归流”的变迁，它的发掘为从考古学的角度深化中国土司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探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文字/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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