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阻挡不了人们的好奇

2017年10月29日 10:38中新网 责任编辑:百合

  金色晨阳在草地上一寸寸伸展,然后跟踪蜂王。蜂王慢慢爬上杨家巴巴的手指,走过粗糙的手背,沿着微微颤抖的衬衣的袖口,向着他的肩膀爬去。蜂王的膜翅翕动着,发出轻微的声响。仿佛是这轻微声响的召唤,吸引着蜂群沿着杨家巴巴的手臂,爬上他的前胸、肩膀和脊背。

 

  当杨家巴巴讲述他那年夏天的故事时,我犹如凝视一幕幕电影画面。我惊讶地观望着杨家巴巴身披一件由蜂群拼贴的“大氅”,慢慢走过山岗。

  另一幅同样犹如电影画面的记忆场景浮现在我脑海。一群到处寻找电视卫星转播信号的人,从山岗的背面慢慢爬了上来。他们当中有农民,有乡村公务员,有中小学生。一个年轻农民用背篼装着一台14英吋的彩色电视机。两个更为年轻的农民抬着一根长约3米的竹竿,竹竿的一头绑着一个金属做成的驯鹿鹿角一样的电视卫星转播信号接收器。这群年龄不等的人鱼贯而行。他们沿着山脊,缓慢而沉重地行走着,仿佛正在举行某种神圣的宗教游行,或者说,更像一群虔诚的朝圣者。他们怀着希望和信心,默默地走向山顶。

  那年,我十四岁。要过很多年,借助电影,我才能在回溯这记忆中这诡谲的一幕时,想到一部人类的精神镜像史,从上帝以土造人→各民族天人下凡繁衍人类的创世神话→达尔文进化论→非洲大陆一群走向草原的古猿→智人学会了对火的崇拜之后向着世界各地的迁移……

  仿佛有一个来自文化深处的旁白,一直在讲述。

  讲到了亚平宁半岛上一个名叫Ah的巫师为部落的族人制造了切割兽皮的石器并向后代传授祈雨的咒语;讲到了青铜武器、战马、蒙古人的复合弓、火枪和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爆炸后腾空而起的蘑菇云;讲到了克莱芒·阿代尔驾驶简陋的飞行器离开地面而卢米埃尔兄弟则用一台电影放映机开始造梦;讲到了未来电影,那时候,观众会躺在玻璃大厅的扶手椅里观看夜空中没有银幕的电影;讲到了《圣经·启示录》里末日幻象:“你将看见一只被屠宰过的七角七眼的羔羊依次揭开神圣书卷的七封印,当第七封印被揭开的时候,大地震动而太阳变黑如同毛布而满月变红如同鲜血而星辰陨落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成熟的果实而天空挪移如同书页卷起……”

  最后,是两幅画面的交叠。身披蜂群的杨家巴巴走下山岗。而那群寻找电视卫星转播信号的人把电视机放在地上。人们面对电视机相互挨挤着席地而坐。一个乡村公务员形象的中年男子打开电视,开始调频。电视荧幕上雪花状的噪点不停地闪烁。偶尔会有一阵说话声或是歌声从电视机里传出。人们屏声敛息。偶尔会有一道白光在荧幕上闪过,然后露出摇摆不定的扭曲的人像。

  乡村公务员显得有些急躁。他抬头遥望天空下的群山,像是在寻觅电视卫星转播信号的来源。一个老汉说:“别急,电视里的人大老远跑咱们这儿来,少说也得三五天。”另一个老汉接着说:“坐飞机的话,三五个小时就到了……”一个女人低声对身旁的另一个女人说:“娃娃他四舅舅说,电视里的男女动不动就抱一起亲嘴,真不害臊……”

  (二)

  夏天的阳光中走来一支迎亲的队伍。新郎牵着一匹白马。那白马在身着黑色和藏青色服装的人群当中,显得熠熠生辉,几乎像是一道光影。吹鼓手跟在马后。单调的咚咚的鼓声和苍凉中略带凄切的唢呐声不绝如缕。走过山顶的时候,他们与寻找电视卫星转播信号的那群人相遇。迎亲的人们来自更加遥远的大山审车。他们对那个叫作电视的铁盒子议论纷纷。有人认为,那个铁盒子里装着一个微型的世界,拇指大的人就生活在那个世界里。还有人言之凿凿地说,电视就是传说中的魔盒,一位远古的圣人用咒语把魔鬼封闭在了魔盒里,如今,魔鬼正在苏醒,而世界的末日即将来临。

  这是198Q年的夏天,距离电影放映机的发明已近百年。但是,原始巫术式的思维仍然主宰着人们的大脑,而那改变了人类命运的科学思维虽经20世纪初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撒播,却并没有在中国西部农民的头脑里扎根。这里的人们仍旧沿袭着“二牛抬犁”的原始耕作方式,并将此种耕作方式延续到21世纪。这里的人们依旧担心照相机会将他们的灵魂带离身体。智力发育的停滞,使得这里的人们不再对世界感到好奇。没有人会像1829年的法国人约瑟夫·普拉托那样,为了探究眼睛和太阳的关系而对着夏日骄阳凝视25分钟。没有人会想到,这一天真的冒险竟然导致了一系列神奇事件的发生:

  A. 普拉托成了个盲人却发明了一种简单的玩具“诡盘”(phénakitiscope);

  B. “诡盘”逐渐发展成走马盘(zootrope,奥尔内,1843年);

  C. 走马盘发展成神奇的活动影像放映机(冯·乌夏图斯,1853年)和动画电影(praxinoscope,雷诺,1887年);

  D. 最后,1895年,伟大的造梦机器——电影放映机——经由卢米埃尔兄弟的创造之手而出现了,人们涌进“印第安沙龙”电影院,被银幕上奔驰而来的火车吓得大呼小叫。

  与电影发明相伴随的,是西方女权主义的滥觞。爱情逐渐摆脱男权的操控。而在我198Q年的故乡,在这片干旱土地上生活的女人没有爱情。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他们骚动的情欲刚刚萌发,但是独立意志尚未建立,所以,他们的父母也就能够轻易地用强迫性的定亲和婚嫁刈除他们懵懂的爱情。中国西部的农村是典型的男权社会。我的祖母和祖父一起去田地里劳作,回家之后,祖母还得做饭、喂猪、收拾房屋,而祖父则躺在炕上抽旱烟。当然,女人还得经常遭受家庭暴力。

 

  (三)

  杨家巴巴在房檐下的蜂房前站定。他轻轻地哼唱起一支谣曲——

  蜂王蜂王暴雨来了

  蜂王蜂王回家来了

  暴雨是毁灭的武器,蜂王啊

  养蜂人是毁灭武器的暴雨,蜂王啊

  蜂王蜂王暴雨来了

  蜂王蜂王回家来了

  天神的愤怒是为了惩罚人世的罪恶,蜂王啊,你莫怕

  养蜂人的喜悦是为了搭救迷途的蜂群,蜂王啊,你回家

  杨家巴巴连续不断地哼唱着。他花白的须发在阳光下闪亮。有蜜蜂落在他的须发上,落在他那沟壑般皱纹密布的脸庞上,落在他汗毛稀少的精瘦的胳膊上。另有蜜蜂围绕着养蜂人上下飞舞。蜂王蠢蠢欲动。杨家巴巴似乎感觉到了。蜂王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像是在回应养蜂人的谣曲。

  “听,她开始唱歌了。”杨家巴巴对树下仰头观望的我说。“她要开始舞蹈了。”

  果然,蜂王顺着杨家巴巴的右臂,爬过手背,经过中指,进入崭新的蜂房。蜂王的身后,追随着成千上万的蜜蜂。他们秩序井然,仿佛刚刚结束一次盛大的游行或是欢欣的远足。[注1]

  (四)

  我们来说说蜜蜂的分群吧,或者说,让我们先来谈谈蜂王的命运。

  比利时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说:蜂王“她并不是人类意义上的王;她没有颁布命令的权力;她像她最卑贱的下属一样,谦逊地服从那隐藏着的‘权威’,现在,我们暂且称其为‘蜂群精神’。她是这城堡的母亲,是这座城唯一爱的传播者。她在不稳定和贫穷中建立了这座城。她用尽自己的一切,造就了城内所有的工蜂、雄蜂、幼虫、蛹和年幼的公主。”[注2]

  春末,天气变得更加暖和。田野上的花朵为了授粉,开始绽放。有些花借助风媒,而有些花则依靠虫媒。阵阵花香吸引着蜜蜂。蜂王颚腺分泌的信息素9-酮葵烯开始减少。这时,每天从蜂王嘴里接受0.1微克信息素的工蜂开始重新建造蜂王巢室。蜂王在每个巢室里产下一枚卵。工蜂则给每个幼虫饲喂一种特殊的食物。这种食物能够保证幼虫将来发育成新的蜂王。一只幼虫羽化而成新的蜂王,需要16天。

  一旦新的蜂王出现,老蜂王便会变得慌乱。经验和本能告诉她,又一个挑战者出现了。她那至高无上的皇位摇摇欲坠。此时,工蜂变得越来越不忠诚。他们会可耻地背叛,供给蜂王的食物也越来越少。他们甚至会击打蜂王,或者跳到她的头上。

  而在此之前,每个工蜂都放弃了超过一半的权利和欢乐,以可怕的牺牲精神,供养蜂王。她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的君主。工蜂们无怨无悔如同奴隶一般侍奉她,崇敬她,因为她担负着神圣的生殖使命和整个种族的未来。但是现在,这蜂巢的统治者变成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李尔王。她被推出蜂房。幸运的是,总有一批忠贞不贰的追随者,保护着老蜂王离开蜂巢。

  老蜂王率领着蜂群。她沉重的身体里蕴藏着大量蜂卵。这使她难以飞得更远。另外,她在黑暗的王宫里生活得太久,以致快要忘记翅膀的用途了。对于这样一只遭到放逐的蜂王,距离蜂巢最近的灌木或乔木,是她最为理想的休憩处。蜂群围裹着蜂王,唱着彼此都能听懂的歌,跳着心有灵犀的摇摆舞。越来越多的蜜蜂收敛了翅膀,用身体围成一道壁垒森严的城墙,将蜂王团裹在中心。树枝上的蜂群变得仿佛一串硕大的葡萄。

  养蜂人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唱起古老的歌谣,召唤这群流亡者,以免它们在暂时的休憩之后远走高飞。很快,老蜂王的追随者就会在养蜂人提供的蜂房里建成一个新的王国。倘若养蜂人没有发现这群蜜蜂,倘若老蜂王没有听到人类的召唤,她会召开大会,让大家一起来分析侦查蜂带来的讯息。一阵躁动之后,老蜂王会带着蜂群毅然踏上遥远的旅程。它们将飞越农舍、田园、山峦和江河,最终回归野性的大自然。

 

  蜜蜂的起源一直是个不解之谜。欧洲人认为,蜜蜂是神圣的物种,并受到上帝的宠爱。蜜蜂在黄金时代[注3]就已存在。或许是与堕落的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一起,为了改变被完美生活所囚禁的痛苦,才从伊甸园里逃了出来。当然,根据生物学的推测,蜜蜂很可能起源于非洲热带或亚热带地区的某处,后来在人类开始耕作活动之前逐渐迁入气候较冷的地区,比如中东地区和欧亚大草原。

  在我那位于欧亚大草原边缘的故乡没有变成荒芜干旱的丘陵地带之前,这里有着丰茂的水草。匈奴人和突厥人的祖先曾在这里放牧、游击、劫掠或是侵袭农耕的村庄。没有史料记载他们是否品尝过农民的蜂蜜。当然,也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在2 000前,中国人是否已经驯养了蜜蜂。

  但在2 000多年前的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le)就已经开始了对蜜蜂的研究。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单个的蜜蜂在觅食过程中通常只针对一种花。他还发现:蜜蜂之间有关于食物位置信息传递的现象,但他不明白其中的机理。根据罗马历史之父西塞罗(Cicero)的记载,一位名叫阿里斯托马科斯的哲人对蜜蜂的观察长达58年之久。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关于蜜蜂的技术性文章,已经发表了好几万篇。关于蜜蜂的专著也很丰富,而且还出现了大量专业性的期刊,比如《美国蜜蜂杂志》(American Bee Journal)、《养蜂人》(Bienenvater)、《瑞士蜜蜂报》(Schweizerisch Bienen-zeitung)等。

  17世纪的荷兰人斯瓦姆默丹博士(Dr. Swammerdam)发明了显微镜用来观察蜜蜂。他还用一种注射技术使得蜜蜂标本不至于腐烂。别忘了,他是第一个解剖蜜蜂的人。通过对蜂王卵巢和输卵管的研究,他确定了蜂王的雌性性别。在斯瓦姆默丹之前,法国博物学家克拉丢斯(Clutius)已经发现了一些真相,比如蜂王的单独生子和她所具备的两性特征。

  斯瓦姆默丹生活在阿姆斯特丹。2013年1月,我像个被流放的诗人,心情萧索地漫步在斯瓦姆默丹生活过的城市。这个城市美得惊人。一排排的红砖楼房。一条条落满水鸟的河流。一座座精致的小桥。高雅而友善的人们与我擦肩而过。

  你还记得我在梵高美术馆幽静的院子里对你谈论我当时正在构思的电影《蜂王的夏天》吗?穿越了时空并且穿越了虚构与历史的帷幕,因为蜜蜂,你我在阿姆斯特丹相遇。这个故事发生的那一年,主人公逃亡到了中国西部的农村被一个养蜂人收留和救助。与他命运相当的一位诗人则流亡到了阿姆斯特丹。

  你还记得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吗?你还记得我是多么忧伤地朗诵流亡诗人多多的诗歌给你听——十一月入夜的城市/唯有阿姆斯特丹的河流……我关上窗户,也没有用/河流倒流,也没有用/那镶满珍珠的太阳/升起来了//也没有用//鸽群像铁屑散落/没有男孩子的街道突然显得空阔……

  可是,你要知道,在斯瓦姆默丹生活的时代,阿姆斯特丹一片混乱。他死于积劳和遗憾编织的疾病。他因害怕背离上帝而将一切功过归诸对造物主的赞美。因此,他那伟大的生物学著作才被命名为《自然圣经》(Babel der Natuure)。

 

  另一位博物学家雷奥米尔在沙伦顿的花园里进行了大量奇怪的实验和研究,并在其著作《昆虫史撰稿笔记》(Notes to Serve for a History of Insects)中用了整整一卷来讲述蜜蜂。他研究了蜂群结构和蜂王的政治权威。他高度称颂蜂巢那神奇的建筑艺术。

  生于1750年的日内瓦人弗朗索瓦·胡贝尔(Francois Huber)年幼失明,但他是名符其实的当代养蜂奠基人。他对雷奥米尔的种种实验做了证实。最终,在忠诚的仆人弗朗索瓦·波内斯(Francois Burnens)的帮助下,他相继写出了两卷本的《蜜蜂新观察》(New Observe about Bee)。

  我们人类了解大自然的热情是在18世纪的欧洲突然爆发的。那时候,东方诸民族仿佛是陷入了智力进化的停滞状态,对自己身周的世界熟视无睹,麻木不二。仅就蜜蜂的研究来看,欧洲人的热情达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地步。继盲人科学家弗朗索瓦·胡贝尔之后,一位名叫瑟尔松的德国牧师发现了蜜蜂的单性繁殖,即蜂王的处女式分娩,并制造出了可移动蜂巢的蜂房。

  从此,养蜂人就用不着再去毁坏他最好的蜂群或使他一整年的辛勤徒劳无功。尤为关键的是,梅杰·德·鲁世卡(Major de Hruschka)发明了蜂蜜萃取机。这种机器利用离心力将蜂蜜取出而不致于毁坏蜂巢。

  在我的老家,中国西部一个常年干旱的村庄,人们一直在用一种残忍而野蛮的传统方法,将蜂巢毁掉,把蜜蜂烧死,来提取蜂蜜。往往是在夜里,辛劳了一天的蜜蜂正在休息。养蜂人搬开用背篼泥糊的蜂房,将蜂巢取出。然后,他用开水煮起了蜂巢。为了防止保护蜂蜜的工蜂们的攻击,养蜂人不得不燃起火把,将一只只工蜂烧死。

  多少年来,这一幕悲惨的场景,总能引得我祖母泪流满面。她想不通,为什么蜜蜂整日辛劳,奉献了世上最甜的食物,但它们得到的,竟是来自人类的毁灭。

  (五)

  除了马,便是蜜蜂,尤其是蜂王,成为另一个总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意象。我的祖母常说,蜂王是世界上最通灵的物种,她能感知人的情感和思想。我的祖母对于人生和世界的总结性观点不是来自书本上的知识,而是来自经验的积累。她说:只有在和睦善美的家庭里,蜂王才会安心地居住下来,繁衍后代,而在充满暴力的家庭里,蜂王会感到恐惧,她会带领蜂群逃离这样的家庭。

  在百无聊赖的夏日午后观望蜂王的迁徙,于我是一种特殊的快乐。一次新的寻觅。蜂王带领蜂群在村庄上空盘旋,以便感知来自人的信息。终于,她感觉到了。她感觉到了某户人家的祥和之气。于是,蜂王便靠近这户人家,选择一棵大树歇下沉重的翅膀。

  在我少年时代的故乡,按照约定俗成的观念,如果A家的蜂群飞到了B家的树上,A家便没有权力去B家的树上收集蜜蜂。对于B家而言,那是飞来的财富,因其美好的德行。如果这家人一如既往地贯彻美好的德行,不出几年,他家院子里将会摆满蜂巢。甜美的蜂蜜将会源源不断地喂养他们。

  有一年,我那生活在深山里的大姑送了一窝蜜蜂给我父亲。我父亲是个心灵手巧的男人,而且还受过中学教育。他会演奏板胡,会修理家用电器,会把一辆报废的拖拉机修好而且无师自通地掌握了驾驶技巧。那是贫困的年代,接连三年的干旱,使我们粮食歉收。我和两个妹妹上学的费用加重了家庭的负担。按照我大姑的愿望,如果不出意外,一年之后,我父亲就可以通过出售蜂蜜来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

  但是,蜜蜂自从在我家院子里安巢之后便开始死亡:工蜂们变得慵懒不堪,它们不愿意出巢采蜜。蜂王在挨饿。得不到及时喂养的幼虫相继死去。来自野外的强盗蜂时时侵扰蜂巢,兵蜂们却疏于防守和抵抗。我父亲不得不用白砂糖喂养蜜蜂,而这徒劳无功的举动未能阻挡蜜蜂的死亡。每当我祖父跟我父亲大吵一顿之后,每当我祖父莫名其妙地用去好几个昼夜诅咒亲人之后,每当我父亲和母亲吵架之后,我那先知般的老祖母就开始感叹:“这样的家庭,怎能养得了蜜蜂!”

  终于,蜜蜂死光了。

 

  这个家庭的暴力还在继续。我在绝望中等待着自己羽翼丰满的那一天。我暗下决心要永远飞离这个家庭,飞离这片过于苦寒的土地。

  终于,我考上了县城中学,可以寄宿了。每个月,我会骑着那辆因老旧而沉重的飞鸽牌自行车,行程五十多公里,回家取一些面粉、土豆、馍馍和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住宿一夜之后,我会重新骑上那辆飞鸽牌自行车,驮着半袋面粉、半袋土豆,车把上挂着几个装满馍馍的篮子(其中几个是捎带给不回家的同村同学的),回到县城。

  而在寒暑假,我借口温习功课(实际情况当然是由于自我奋斗的意识已经觉醒,所以不曾贪玩)而留在县城。

  过了二十年多年,直到有一天,我的祖父死了,真正的宁静才第一次降临这个家庭。我的祖父死于老年痴呆。他以漫长的九十二岁的生命,为这个家庭制造了太多仇恨。或许真如我的祖母所言,太多仇恨的信息在这个家庭里积淀,使得每一只飞过我家庭院的蜂王都不敢收拢翅膀。

  而我也像蜂王一样,从少年时代便梦想着逃离这个家庭。此后多年,我在县城上中学,在省城读完大学,然后在兰州、西安、广州、深圳、北京、西藏草原乃至日本到处流浪。即使被这悲惨现实和多舛命运弄得伤痕累累,我也从未想过要回到我那西部故乡的家庭。我像蜂王一样恐惧那个家庭里的仇恨信息。

  我像一只流浪狗(一只出没在日本摄影师森山大道影像里的流浪狗),只会在路上一边行走,一边添愈伤口,直到流落海外。

 

  (六)

  对于我的视觉映像的记忆而言,198Q年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是不定期的流动电影,在此之后,则是电视。按理说,社戏和皮影表演也应成为我视觉映像记忆的一部分,但是,社戏和皮影在我的视觉记忆里却难以构成某种暴烈性的事件。这或许是因为社戏和皮影太过古老和陈旧,从而难以刺激人对新鲜事物的惊讶。

  我还记得平生看过的第一场电影吗?在那个夏天闷热的午后,乡政府的电影放映队来到我们的村庄。等不及天黑的人们,决定借用粮管所储存小麦、玉米和薯干的仓库,来播放电影。粮仓的门窗被紧紧关闭。几乎全村的人拥挤在空气污浊的粮仓里。人们呼出的二氧化碳和粮食的霉味混合在一起,使得好几个孕妇哇哇呕吐。于是,粮仓那污浊的空气里很快便混入胃酸的气味。柴油发电机的轰响和黑白战争片里的炮火交织在一起,轰炸着人们的耳膜。等我随蜂拥的人群踉跄步出粮仓,午后的积雨云正酝酿着风暴。从黑白的梦境一脚踏入坚硬的现实,这使我许久分辨不清虚假与真实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不知是因为愚钝还是因为聪明,当电影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封闭的小山村时,人们仅仅是感到好奇,因而并未表现出过于冲动的举止。而在1898年,法国下诺夫哥罗德的农民一边惊呼:“着火啦!着火啦!这是巫术!”一边纵火烧毁了卢米埃尔的放映棚。

  当然,我故乡的人们第一次面对电影时所展现的那种较为平静的表情,或许是因为电影的真实性。长时期被社戏和皮影那种虚假的表演所蒙骗,人们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故事。“真实”的解放军战士骑着“真实”的马在“真实”的原野上奔驰。

  人们第一次发现,社戏中骑士手中用来隐喻马的那根马鞭显得非常荒谬。当然,社戏和皮影里人物的唱词也在电影的相形之下,显得非常荒谬,因为现实中的人绝不会用唱腔交谈。

  电影是属于大都市和机器文明的产物,但它很快便超越孕育它的“母体”,从大都市的影院进入农村的戏场,从发达资本主义的工业强国发展到世界各大洲。

 

  电影令人着迷,因其“真实”的故事。从此以后,我便跟随已届成年的小姑姑和她那些处于青春骚动期的伙伴们经常翻山越岭,在或是漆黑一片或是月光皎洁的夜晚追随流动电影放映队。

  少年丹巴是否也曾像我一样,跟随八月去看露天电影呢?直到有一天,少年丹巴是否和我一样,对电影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呢?因为我在观看译制片时,发现金发碧眼的老外居然说着流利的普通话。再接着,我发现电影里的人物从来没有大小便。终于,我明白了,电影是个谎言。

  多年之后,我在维姆·维德斯(Wim Wenders)导演的电影《大路之王》(Kings of the Road,德文名为Im Lauf der Zeit,直译过来就是“时间之旅”)中看到主人公在拉屎。那是一个远景镜头,可以清楚地看到卡车司机布鲁诺蹲在白花花的沙地上拉出一条长长的屎。这一幕令我印象极其深刻。

  电影的真实有时会超越现实的真实。对于性交和排泄这种动物性的举动,人们一直采用的是遮掩。当然,在现实世界里,我们对邪恶与丑陋的遮掩更是屡见不鲜。但是,电影要揭开这层遮羞布,让我们看到赤裸裸的甚至残酷的现实。

  如果没有日本导演大岛渚电影《感官世界》里对性爱的真实映现,如果没有文德斯电影《大路之王》里那一段排泄的场面,我可能会对电影失去热情。

  电影的超现实美学(或许可以叫做梦境美学)是牢牢建立在细节的真实性之上的。大多数好莱坞电影的肤浅就在于这种细节真实性的丧失。它们只讲确定类型的故事。它们已经放弃了在类型化的电影之外体验事物(生活)的真实,其结果是,美国电影变得越来越不可信,虽然科学技术的进步持续不断地在弥补这种不可信的漏洞。美国电影不可能带我感受个人化的体验,因为好莱坞采取的是由制片人、导演、编剧等组成的制片厂系统的集体创作。

  斯皮尔伯格(S. A.Spielberg)在一次采访中坦言,他的世界,他的经验,全都是由他童年看电影的经验所组成;对他自己而言,这个事实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滥觞于1950年代的法国新浪潮作者电影,是对好莱坞电影的一次反动。作者电影让我们看到了个人化而非类型化的真实经验。当然,如果虚假与肤浅已经成为某一类人的性格症候,那么,作者电影便会与其格格不入,而好莱坞电影则会与其相得益彰。污油怎能与清水相溶?

  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从一个医学院的大学生转变为一个电影学院的大学生时,不也在拒绝《假面》(Persona)以及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所有的作品吗?那时候,他迷恋美国电影的“物质特性”,而反感欧洲电影的“深度”。只是,当文德斯终于混入“电影天堂”好莱坞之后,他才发现美国电影的“物质特性”的表层显得多么平滑,多么坚硬,以至于在其后面隐藏的只是思想的贫瘠。十年前他所鄙视的“具有内省气质的欧洲电影”——譬如后来令他潸然泪下的伯格曼的《呼喊与细语》(The Cries and Whispers)——如今则像失而复得的家。[注4]

《呼喊与细语》剧照 

  《呼喊与细语》剧照

  (七)

  电视的出现宣告了电影将死的危机。1947—1953年,从美国出现然后迅速遍及西方的电视机,使得电影观众大为减少。虽然声音、彩色、宽银幕和3D技术被纳入电影,但是,一度辉煌的电影——人类的第七艺术——仍旧日薄西山。到了1980年代,电影艺术的颓势未减。维姆·文德斯在参加1982年戛纳国际电影节时,向他的同行们发问。

  逐渐地,电影看起来愈来愈像是为电视而拍,不管是光线、取景与节奏方面。看起来电视美学大有取代电影美学之势。

  许多新电影不再指陈电影之外的任何真实世界——它们代表的只是包含在其他电影里的经验——好像“生命”本身不再为故事充实材料。

  电影是拍得愈来愈少了。其趋势是愈来愈多的超级大制作以牺牲小成本制作机会的姿态而出现。

  很多电影很快就发行录影带上市。这个市场在急速扩张之中。很多人宁愿在家里看电影。

  所以,我的问题是:电影是否会变成死掉的语言,一种已经在走下坡的艺术?[注5]

  如果要我现在回答,我会说,电影并不会死亡,或者应该这么说,构成电影的物理技术肯定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有所更替,但是,电影美学不会死亡,就如同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小说的发展,却并没有消泯诗歌。

  录音技术(留声机→录音带→CD→mp3)的日新月异也没有扼杀音乐。摄影技术从胶片到数码,但也没有让摄影消亡。电影一旦成为第七艺术,它就拥有了永恒性的生命,因为人类的梦想不会枯竭。

  但是,对于少年时代的我而言,198Q年之后,电影死了。

  流动的露天电影消失了。人们全都躲在家里,因为有了电视机。

  我们村庄的第一台电视机出现在粮管所主任那贴满标语和革命导师画像的办公室里。那是粮管所的上级主管部门作为一项福利,发给这个偏远农村的粮管所员工的。农民们要在每年的冬天到粮管所缴公粮(农业税的变种),如果适逢大旱之年,农民们实在无粮可缴,那就改缴钞票。很多农民不得不去城市乞讨,或者去河西走廊的产粮区乞讨面粉,然后再将面粉卖掉,以便回来补缴农业税。

  贫穷阻挡不了人们的好奇。我们这群少年尾随着大人,到处寻找电视转播信号。几个壮汉轮流背着电视机和柴油发电机,另外几名壮汉轮流扛着电视天线。人们先是在宽阔的打麦场上找信号。电视机荧屏上由于电磁反应而出现一片雪花状的斑点。偶尔会有声音传来,间或闪烁出几个人影。最后,有人建议,如果要避免四周群山对电视转播信号的阻挡,必须得去各个山头。于是,人们浩浩荡荡,日复一日地在各个山头上辗转。

 

  就在人们快要失去信心的那一天,离我们村庄不远的乡政府安装了一个电视信号转播台。村里比较富裕的几户人家买了黑白电视机。每个夜晚,拥有电视的人家便早早关门。我们这些贫穷家庭的少年不得不在各个拥有电视的人家门前盘旋,一遍遍祈求,最后愤愤地冲着紧闭的大门撒尿。

  可以通过电视记忆真相的时代,我却因电视的迟来而忽略了198Q年。198Q,没有记忆的一年,集体遗忘的一年,成为我视觉印象中的一个盲点。可是,此后很多年,我却不断地与198Q年遭遇,在中国西部一个小县城的角落里,在巴黎的一个旧货市场上,在温哥华的电影节上,在台北布拉格酒吧,在日本……

  这些不断的遭遇抵抗着遗忘,同时也激励着我,想要拍摄一部与记忆有关的电影。

  【注释】

  [注1] 根据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O. 威尔逊在《昆虫的社会》(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7)一书中的研究表明:“现存蜜蜂的原始祖先很可能诞生在白垩纪时代,距今已有7 000万年的历史……现存的蜜蜂已经与被子植物一同进化了5 000万年。他们依靠被子植物的花朵生活……估计世界上现存蜜蜂有20 000种……除了至今尚未确定的少数类群之外,仅有很少一部分类群具有先社会性或完全社会性的习性。”

  [注2] 梅特林克著、张恒译《蜜蜂的生活》(金城出版社,2012)第25页。

  [注3] 身兼历史学家、法学家、语言学家和美学家于一身的意大利学者维柯(G. Vico,1668—1744)在其雄心勃勃的著作《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列举了埃及人对世界的划分: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这三个时代与希腊人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相对应。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则将人类历史划分为:正法时代、像法时代和末法时代。

  [注4] 参考《文德斯论电影》(孙秀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之《给(而不是关于)英格玛·伯格曼》。

  [注5] 参考《文德斯论电影》(孙秀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236页。

  (本文原标题《电视、电影、蜜蜂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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