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一个隐忍的革命者

2017年08月09日 16:07腾讯网 责任编辑:百合

  据侯毅《洪宪旧闻》,1915年11月,蔡锷设计逃出北京之后,袁世凯召财政部长周学熙训话,感慨道:“以彼(蔡锷)临行之谋虑深远断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今已远颺,必为吾患无疑。吾生平识人未尝有误,乃卒为此子所蔽。”袁世凯自身便以工于心计、老于谋算见长,幕僚王锡彤曾赞他“缜密、详审实大过人”,他说这番话,不啻是对蔡锷的谋略最高级别的认证。

  谈蔡锷的谋略,须得从其沉毅的性情说起。沉毅是褒义词,贬斥蔡锷的人,则称“其人阴鸷,善能掩饰”。抛开褒贬,蔡锷为人,言语少,城府深,潜心默运,不露锋芒,乃是共识。对此,可以长期追随蔡锷、与其同生共死的周钟岳(周氏曾两任蔡锷秘书长:蔡锷担任云南都督,他是都督府秘书长,蔡锷担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是经界局秘书长;蔡锷从北京出逃,他是掩护者之一,为此而受监控)的观察为证:

  蔡公恂恂如书生,而英迈不群之气溢于眉宇。其性坚忍深沉,平居不轻自表襮,而遇当为之事则奋厉踔发,穷日夜不息,无论如何险阻,必期于成。又断制力极强,每议一事,众论纷呶,公徐出一言,则当机立断。自奉甚约,洁己奉公,不肯滥用一人,轻举一事。故改革之初,百端待举,而财政尚属裕如。唯褊急少容,是其短耳。

  这是持平之论,有赞有弹,不为尊者讳。顺道说一点。蔡锷不是完人,其性格“褊急少容”,陶菊隐《政海轶闻》亦云“松坡所短,在襟怀褊狭,岸然不能容物”。不过我读蔡锷,觉得他待人虽不够宽和,不符古人所讲究的“休休有容”,胸襟却绝不狭隘。如果给人留下峻急、严苛、不能容物的印象,大概在其对部属的管束。他“生性静默,与人谈论,辄扼要数言”,自律如此,律人亦然,1910年担任广西干部学堂总办期间,“诸生好辩者,常恶语怒斥之,甚或掴之以掌,其严烈如此”。陶菊隐说:

  蔡生平不好货财,整躬示范,部属皆不敢妄取一介。其后吴佩孚亦不好货财,而吴部多贪婪,吴不之察,人喻为“粪夫”,意谓吴氏仅能洁己,前后皆为秽物也。今之武人,求为粪夫又不可得矣。蔡律部下严,触刑章,必治以应得之咎。从蔡游者恒贫乏无以为生,稍失检,且陷法网焉。人谓蔡之冷峭,有威可畏而无德可怀,然人民之讴思至今罔替,是又足以为训矣。

  蔡锷的性情,与其职业、时代背景有关。他是军人,治军从严,纪律至上,赏罚分明,可谓根本,故而养成了其冷峭的性格。他所处的时代属于乱世,乱世需求的人才,迥异于治世。许劭称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是《三国志》的说法,《后汉书》云:“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实则曹操雄才大略,无论治世还是乱世,都是盖世英雄,奸雄云云,乃是历史演义的苦果。

  不过许劭的说法,不无意义,他以治乱为界,把人才一分为二,有些人显然更适合治世,如蒋介石,有些人显然更适合乱世,如毛泽东。袁世凯拿来与蔡锷对比的宋教仁,虽才气纵横,却锋芒太露,倘若生于治世,命运也许会好一些。蔡锷的才略,与曹操一般,本也不必分治乱,皆可建功立业,平定天下,只是既然生在乱世,必须与世浮沉,于是韬光养晦,深谋远虑。

  青年蔡锷,便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深沉。章士钊暮年忆旧,谈及留日往事,以蔡锷为例:“彼等志存颠覆,而迹求隐晦,平日谨言词,慎交游,常恐以意外之疏忽,而招来本事之损害,如杨笃生、蔡松坡皆其流亚也。加以松坡习陆军,规久远,以攫取清廷兵权为第一步,不可使满族俊才如良弼等嫉妒陷害,故行动尤其矜谨。”

  杨笃生即杨毓麟,与杨度并称“湘中二杨”,其人思想缜密,长袖善舞,一面从事反清运动,一面结交清廷大佬瞿鸿禨、端方等,企图内外夹击,推翻满清,不过论隐忍的功夫,他比蔡锷差远了。辛亥年,当他在英国利物浦听闻黄花岗起义失败的噩耗,“精神痛苦,如火中烧”,愤而蹈海自尽,当然这是热血男儿之举,自有其价值所在。

  所谓“谨言词,慎交游”,在1913-1915年蔡锷旅京期间,表现尤为显著。检索《蔡锷集》,从1913年11月4日进京,到1915年8月15日赴天津与梁启超密商,决意反袁,将近两年,蔡锷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足见谨慎。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云:蔡锷到京,所交游的朋友主要是杨度等人,“凡友朋中与国民党关系稍深即不与其酒食之会,其用心可谓苦矣”。

1915年蔡锷(中)与戴戡(左)、陈国祥(右)在天津密谋讨袁时合影 

  1915年蔡锷(中)与戴戡(左)、陈国祥(右)在天津密谋讨袁时合影

  让我们把目光拉回晚清。1904年11月,蔡锷学成“万人敌”,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地练兵,其中在广西经营时间最长,共五年半。在此期间,他心向革命,并暗中襄助革命党人举行起义,然则给外人的印象,却是“表面的样子没有什么革命的味道”。这一面是其深沉、缜密的性情所致,另一面则涉及对时势的判断和把握:时机不到,绝不轻于一掷,时机成熟,决然揭竿而起。

  蔡锷的隐晦立场,导致他受到新旧两派前后交攻。旧官僚认为他激进,新青年认为他保守。二者合力,在1910年制造了一场“驱蔡风潮”,把他从苦心经营的广西赶到了“基础已坏”的云南。离开广西之前,蔡锷请参与风潮的何遂、耿毅等革命党人吃饭,席间谆谆告诫道:

  “你们何苦撵我,你们是革命党,我比你们资格更老。你们太年青,浑身带刺儿,不小心将来难免杀身之祸。我在此尚可为你们敷衍,我走后你们更需自爱,千万不可拔苗助长。”“你们念过苏东坡的《留侯论》吗?所谓‘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当成大事!”这些忠告,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只怕听不进去。

  蔡锷到云南,担任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其革命态度依然隐晦。是故,1911年10月16日晚,云南革命党人刘存厚、唐继尧、殷承瓛、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六人,在昆明萧家巷的刘存厚寓所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议,筹划起义,蔡锷并未与闻。会上,经殷承瓛力荐,并以人格担保,蔡锷才被拉进革命队伍,作为可以“参与革命”的人员,以区别于李根源等可以“共事革命”的人员。

  昆明“重九”起义前夕,革命党人共召开五次密会。后四次密会,皆可见蔡锷踪迹。10月25日第四次密会,革命党内部发生争执,殷承瓛提出从缓,反而是一向稳健的蔡锷主张加急:“云南宜速举,为西南各省倡;纵武汉事变,滇中亦可于半年之内整顿军备,进退裕如。在此数月之中,川黔可以得手,得此三省以与满清争衡,胜负亦未可决。”

  这正呈现了他的行事风格:凡事深谋,谋定后动,一旦发动,则如霹雳,勇往直前,绝不游移。恰在这次会议之上,革命党人决心起义,歃血为盟。殷承瓛在纸上写下了“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十六字,然后烧纸于酒中,众人共饮,以结同心。

  说到蔡锷的谋略,最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故事,无疑在1915年,他一边醇酒妇人,纵情声色,以示胸无大志,一边积极劝进,拥护帝制,以示政治正确,最终在小凤仙等人的掩护之下,逃出袁世凯所严密控制的北京城。不过我以为这前后的故事,更能说明蔡锷何其善于布局。

蔡锷全家福,1915年摄于北京 

  蔡锷全家福,1915年摄于北京

  第一个故事,来自蔡锷的参谋长殷承瓛(殷氏曾任云南军政府参谋长、护国军第一军参谋长)的回忆:

  松坡入京,余实相随,彼欲察知袁之虚实,每日必到统率办事处陪袁办公。袁每邀松坡及唐在礼共进午餐。关于剿办白朗的一切计划情况有关文电,袁尽交松坡审阅。松坡因得以洞悉北洋军的底蕴及其弱点,退而喟然叹曰:“为了剿平几千乌合之众的白朗,先后调动了所有兵力三分之二,费时近两年,械齐饷足,奖赏逾常格,而白朗纵横出豫、鄂、陕、甘间,如履无人之境,谁说小站兵力足以威令天下?云南一师,足够打败北洋十个师。就军事论,胜算决不属袁。”以是信心十足,毅然回滇首义。

  《蔡松坡轶事》所述,可为补充:

  先生知袁氏帝制自为之心,非口舌争强,所能阻止。欲返滇中,召集旧部,谋革命事业。又逆料袁氏防范綦严,因假中日交涉为名,上书政府,请其主战。袁氏若预揣其意旨者,不之许。先生欲知全国兵力之厚薄,及各要隘守将何人,驻军若干,乃建议政府拟于某处宜增兵,某处宜减兵。袁氏即以原议交将军府开特别军事会议,先生凝神壹志,一一听而识之。以故了然胸中,其处心积虑,诚不可及也。

  后人常常设问:为什么蔡锷敢于起兵反袁?这便是一大原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早已做到了“知彼”。

  不过蔡锷反袁,决胜因素却非军事。复盘历史,不难发现,蔡锷率领护国军在四川与北洋军苦战,兵力对比大概是以一敌七,强弱分明,直至袁世凯撤销帝制,战局依然在僵持,北洋军不敢战、不愿战,护国军不能战;与此相应,如张国淦所云,“时局重心,在东南而非西南”,换言之,蔡锷在西南反袁,作用犹如导火索,打响第一枪,但开风气,而不能决定胜负。

  其实这两点,举兵之前,蔡锷已经预见。他对梁启超说:“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对护国军士兵说:“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这么说,有以悲情鼓舞士气的成分,同时为突出“争人格”的理念,然而其前提未尝不是实情。

  蔡锷不仅是军事家,还是政治家。他的眼界,并不限于战场。试看其所论:“善用兵者胜败决于未战之先,比及干戈相见,然后以争胜负,亦已晚矣。”有人问,什么叫“决于未战之先”,他答道:“民心之向背、地势之得失,此胜败之大原因,未战之先已可见及。若夫军旅之多寡,器械之利钝,何足道焉。”

  以其一贯深谋远虑,敢提弱旅反袁,自有底气,这个底气,一是人心向背,二是东南即冯国璋的力量。他回云南之后,与唐继尧召集少校以上军官开会,共商反袁大计。有人质疑:“以云南一省之力与袁世凯拥有的全国力量对抗,有以卵击石之危。”他解释:“你们要知道,我们的力量是活的,越来越大,袁世凯的力量是死的,不但不会发展,而且只会越来越小。我不是空谈理论,而是根据人心,全国反对帝制的十之八九。”

  开战不久,他与幕中人预测袁世凯的结局,不仅指出“人心不归项城(袁世凯),虽自进于帝位,又岂得一朝安居”,还提到“东南人心反对其机已动,亦岂旦夕之间能归平静”,基于此,他料定袁世凯必败,且将忧愤而死。事态发展正印证了其先见之明。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称谋略,论断天下大势,把握人心走向,则属大略。蔡锷之略,便是大略。与其相比,袁世凯的雄才未遑多让,大略则严重欠缺。

  蔡锷不仅有大略,而且善于从小处入手,处处留心,一丝不苟。如果比作弈棋,那么他从不走废棋,落子貌似漫不经心,事后来看,无不饱含深意,甚至堪称妙着(按照我下四国军棋的经验,高手的标准之一,即不走废棋,这最能考验一个棋手的布局能力)。

  以故事为证。蔡锷与陈宧有交情。1915年,陈宧任四川将军,为袁世凯坐镇西南,走马上任之际,蔡锷推荐了两个人给他,一是其秘书修承浩,二是其手下干将雷飙,此二人皆是蔡锷亲信,从云南追随到北京。彼时蔡锷被羁縻在京,虎落平阳,部下随之闲置,让他们投奔鸿运当头、大权在握的陈宧,似有谋出路之意。陈宧果然承蔡锷的情,重用这二位来客,令修承浩担任永宁道尹,雷飙任川军第二师旅长,驻扎泸州。

  据雷飙回忆,他在泸州,曾收到蔡锷密信,略谓“兄在川治军,须处处留心人才,即土匪中有知识才能魄力者,亦宜力加开导维护,俾将来为国家出力。凡各军队官长,尤应特别留心团结一致”云云。雷飙读信,“亦知其用意所在”。待护国战争打响,雷飙与刘存厚(这也是蔡锷安插在四川的一颗钉子)、刘一清、邓汉祥、修承浩等,在蔡锷与陈宧之间居中运作,为护国军争取了许多便利,并最终促成陈宧宣布四川独立,加速了袁世凯的塌台(袁世凯之死,有“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之说,其中一陈便是陈宧)。

  再说一个故事。1916年8月,蔡锷离开四川,到日本治病,行前强撑病体,苦苦布局。8月9日拂晓,“身躯瘦长,衣灰呢长袍,外罩青缎背心”的蔡锷,在望江楼约见陈遐龄(字云皋,当时镇守四川雅州)的参谋长陈显良,告诉他:

  “现在西南局面虽已戡定,尚不可乐观,滇军兵骄将悍,纪律气质远非数年前之比,已不复可用。……他们目下几乎要不听我的命令了。我本意要保荐殷叔桓(殷承瓛)来接替我,而罗榕轩(罗佩金)手握兵符,只好给他。此人性情褊急,又私心自用,我预料将来的客军必然要被川人驱逐出境,西南局面,重归纷乱。你告诉云皋驻在雅州,一步不可向东前进。殷叔桓所带的华封歌一团是滇军最精锐的,战斗力甚强,纪律也好。今后叔桓驻打箭炉,云皋驻雅州,望他们两人诚意互助,我到日本后如病有转机,即可重回四川,再与他们共商大计。”

  反观历史,可知蔡锷这番话的分量:一切尽如其预言。罗佩金任四川督军之后,秉承唐继尧意旨,一面敛财,一面扩军,扩充滇军而压制川军,终而酿成内乱。

1916年,蔡锷赴日本就医前,与侧室潘蕙英、幼子蔡永宁合影 

  1916年,蔡锷赴日本就医前,与侧室潘蕙英、幼子蔡永宁合影

  这里得补充两点:其一,1922年,罗佩金死于土匪普小洪之手,幕后黑手之一,即蔡锷提到的华封歌,这不能说全是巧合;其二,蔡锷说罗佩金“私心自用”,只是一家之言,事实上,罗佩金曾有急公好义的壮举,蔡锷反袁,誓师之后,因唐继尧作梗,不肯拨付军费,以至护国军迟迟不能开拔,幸得罗佩金把家业抵押给殖边银行,贷款十二万元以充军费,其理由是:“共和制度无恙,不仅己身存在,还可以多少领回一些养家活口;否则,亡国灭种,何以家为?”就这一点而言,罗佩金无愧于护国英雄的称号。

  回头再说蔡锷。我读他的诗文与事迹,越读越是心惊:他短暂的一生,不仅鲜有快乐的时刻,甚至难觅飞扬的镜头,这与教科书、野史、影像所塑造、演义的风流倜傥、慷慨激昂的飞将军,实在相去甚远。大概只有在李宗仁的回忆录中,出现了这明媚一幕:

  我们的总办蔡锷将军有时来校(广西陆军小学)视察,我们对他更是敬若神明。蔡氏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他骑马时,不一定自马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常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

  可惜这样的记录,实在罕见。蔡锷的真实形象,始终是沉静、坚毅、养精蓄锐,隐忍待发,平时不是在周旋,就是在布局。即便如此,他的历史投影,却不阴森、晦暗,而处于阳光和希望之中。对此可用梁启超之言来解释:蔡锷是“天然之英雄”,“心地光明,毫无权利思想”。

  他以他的光明,照亮了那段幽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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