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跌宕,全身而退

2017年05月18日 18:56腾讯网 责任编辑:百合

  李丽华去世了,享年93岁。

  这位生于梨园世家,成名于上海,辉煌于香港,还曾打入好莱坞的女星,一生中经历过抗战与国共内战,见证过大陆和港台数十年来的变迁,自然堪得起“传奇”二字。

  所有传奇的人生,在当下的快餐式阅读中都难免被鸡汤化,因为鸡汤文更简单直接,无需经过大脑。李丽华同样被标签化,因为“活得漂亮”而成为极佳的鸡汤素材。这些标签包括“美艳”、“幸运,但不是坐等的幸运,而是努力得来的幸运”。因为一生进退有据,她还成为高情商的代表。

 

  但鸡汤的选择性提炼加片面性结论,总会遮蔽传奇人生里的种种奇诡,也会淡化大时代的苍凉与裹挟。李丽华的一生跌宕,不是鸡汤文里的轻描淡写,若让我为她盖棺论定,我只会用“全身而退”四字。

  “全身而退”,算是中性的一个词,或者还带着小小仓惶狼狈,似乎与人们固有印象中那个成功(甚至带着霸气)的李丽华不符。可是,在那个时代,人生要做到“全身而退”谈何容易?看看同时代的那些人吧,不管政坛、文坛、艺界还是商界,许多人或是一步错步步错,或是这步没错下步错,任何一个关口选择失当,轻则进退失据,重则万劫不复。李丽华的一生里同样有无数明礁暗礁,她却一直坚持到了93岁,终至全身而退。

  去年11月,夏梦去世,我曾在悼文中写过这样一个细节:夏梦于1947年内战激烈时随父母迁居香港,1950年加入长城电影公司。那时的长城,掌舵人是袁仰安,编导有李萍倩、岳枫和陶秦等精英,演员更有严俊、李丽华和陶金等,随即成为50年代国语片之中坚,亦是左派电影阵地。

  既然是左派电影阵地,长城十分强调意识形态,对电影的最低要求是“健康”和“为社会大众所需要”。对演员的选择,“根正苗红”是第一要素,形象健康则是第二要素。夏梦家庭背景单纯,家教良好,又是天生美人,更热衷运动,极具健康美,自然受到长城力捧。

  相比之下,同样曾被长城看重的新人林黛,各方面条件不逊于夏梦,偏偏就在背景上吃了亏。她的父亲程思远是桂系智囊,后来极力促成李宗仁返回大陆,本人亦官至人大副委员长。不过因母亲蒋秀华与父亲程思远离婚,林黛与母亲在港相依为命,一度生活窘困。而在1950年,有程思远这样一个父亲更是反成祸端。只因当时的程思远,在大陆的政治话语体系乃至香港左派电影圈里,都是典型的反动派,即使林黛与母亲在香港困居,与父亲并无过多联系,仍遭冷藏。

  林黛性格固执任性,遭冷藏后竟服药自杀,幸得抢救。后来她转投右派电影公司永华,再前往邵氏,才成为亚太影后。

  至于当时的长城第一花旦李丽华,从上海滩时代便已走红,人生跌宕沉浮已久,社会背景极为复杂,自不为强调意识形态的左派电影公司所喜。加之当时政治气氛有变,李丽华等人顺势告别左派电影公司,造成长城青黄不接,给了夏梦机会。

  此中进退拿捏,分明是李丽华一生缩影。

  日据时期——“孤岛”中的女孩

  李丽华的父亲是著名京剧小生李桂芳,母亲张少泉专攻老旦。年幼时,她也学京剧,但十六岁便转投电影,同年主演电影《三笑》,一举成名。此后,她在艺华电影公司主演过《千里送京娘》等十七部影片,1942年后在中联、华影主演《春江遗恨》等影片,成为“孤岛”时期上海滩炙手可热的明星。

 

  在中国电影史上,《春江遗恨》因其巨大争议不可不提,虽然它的拷贝已成孤本,中国电影资料馆从未将之播放。根据资料,它讲述了一段发生于19世纪中期的事件。当时,没落的日本德川幕府解除禁海令,一艘名叫千岁丸的日本商船于1862年6月7日抵达上海进行考察。但在此船上,许多人另有隐秘动机,其中就有来自长州和萨摩县等日本南部地区,日后成为倒幕志士的民族主义者。片中的主要人物便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高杉晋作,在历史上,高杉晋作的日记至今仍是有关千岁丸号出航中国的重要史料。

  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1862年1月,李秀成军曾进攻上海。千岁丸号抵达上海时,太平军的进攻已被击退,但上海周边还有一些零星战斗,高杉晋作在日记里记录了相关情况。但在电影中,编导人员篡改了事件时间,加入了虚构,让李秀成军提前进入上海,但英国驻沪领事背信弃义,大举进攻太平军。在英军的炮火中,日本人帮助中国人认清了英国人的真面目。片尾太平军失败,对应片名“遗恨”二字,意在体现亚洲民族自决之艰难,进而呼唤中日联合。

  很显然,这是一部美化日本、丑化英国的电影,意在给沦陷区人民洗脑,强化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意识。

  电影上映不久,日军便已穷途末路。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重新接管上海,负责“接收”的官员则以“附逆”为敛财工具,逼得许多无辜者倾家荡产。而对电影人的定断,公众看法不一,有怒骂汉奸者,也有人认为电影人在“孤岛”中无法自主,仅是被日本人裹挟。而在上海政府看来,《春江遗恨》绝对是一部附逆作品,是“大东亚共荣圈”宣传品。

  不久后,李丽华等电影人被法庭传唤。李丽华声称自己加入华影只是被迫,至于《春江遗恨》,她并不理解片子要表达什么,但她很后悔拍摄这部电影,希望退出电影圈。

  因为时局缘故,此事很快便不了了之,李丽华也在几个月后便凭借《春残梦断》和《假凤虚凰》两片再度走红,但争议难免。

 

  上海沦陷后,困于“孤岛”中的人们该如何在生活和国族认同中寻求平衡,是抗战之后讨论始终未曾平息的话题。此间曲直、困惑、苦衷,这里不做讨论,但可以确定的是,以李丽华的聪明,终其此后人生,在权衡选择时,此事都成为极重要的参考因素。而她一直以来的低调寡言,也多少与此有关。

  在香港游走于左右之间

  1948年,在主演了曹禺导演的《艳阳天》之后——这部片子恰恰是极典型的左派电影——李丽华前往香港,在这片土地上拍了近八十部电影,接近人生中所拍作品的2/3,实现了人生巅峰。

  也正是这段香港岁月,李丽华游走于左右之间,与分属两大阵营的多家电影公司合作。我曾读过一篇名为《李丽华与战后香港国语片:见证左、右阵营的交锋和互动》的文章,对李丽华于五十年代初的人生选择做了分析,极是到位。

  初至香港,李丽华并未显山露水,她拍片不多,也无明显政治倾向。但此时中共香港党组织已经开始有意联络电影人,并组成“读书会”,学习马列经典,李丽华也参与其中。到了1949年,随着时局变化,左派电影公司在香港声势渐大,李丽华也开始与之合作,拍片甚多,并成为当时薪酬最高的女星。

  1949年9月18日,李丽华在致香港《华商报》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对自己于1943年主演的《万紫千红》一片感到“烦恼和不安”,认为自己“一向只顾演戏,对于许多事情的看法是非常幼稚的”,拍摄《万紫千红》是由于“当时的环境和生活所逼”,今后“诚心渴望能够重新改变自己”,并“希望自己过去所演的‘华影’片子都不要再重现于今日”。

  这段“自我批评”有着浓郁的意识形态意味,在那个年代的左派作派中本也属正常,只是就事论事的话,考虑到《万紫千红》一片本身的情况,便多少会觉得李丽华小题大做。

  这部由方沛霖指导的歌舞片,讲述一个餐厅女招待与富家子弟恋爱,二者一起帮助穷苦孩子的故事。相比“孤岛”时期的其他电影,这部片子还真算不上什么“罪恶”。

  1950年,李丽华也曾公开发表文章表态,称“学习的空气红遍了天,我也被卷进这热潮,这热潮冲击着我,使我开始认识了旧社会的本质”,并对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做了反省,表示“今后要站稳人民立场,做一个人民的电影工作者”。

  不管怎么样,李丽华的这一姿态对其事业只有帮助而无坏处。甚至到了1951年,长城的制片计划中仍有八部计划由李丽华主演,但正如前文所述,她选择了离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时的李丽华已经不再需要左派电影公司的支持,甚至可以说,以她的名气和地位,已经不再需要过多考虑政治立场。

  当然,时局变化也是重要原因,尽管当时的中央文化部电影局非常看重统战工作,但李丽华在内的不少电影人转向右派阵营,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因素有关,代表着电影人们对未来市场的判断。当时,内地已加强对香港电影进口的限制,台湾当局则禁止具有左派背景的影人进入台湾市场,香港电影人必须选择站队。

  1953年2月,李丽华发表文章,公开反对过去的自己,表示自己加入“读书会”是“走错了路”,又称在“读书会”期间“受尽欺诈、欺骗、欺辱”,左派影人“只想利用我的号召力,达到他们的目的”,因此要“立志做新人,加入自由阵营的电影公司拍片”。1953年,李丽华加入“自由影人协会”,并于次年以副团长的身份参加“赴台观光团”,受蒋介石接见。

 

  五十年代的李丽华,因意识形态的转变,戏路也难免多元。她在那段时间里的银幕形象主要为三类,一是受封建礼教迫害的农村女性,一是城市女性,一是品行端正的传统女性。三者均与意识形态有关,第一类为左派电影公司所热衷的题材,如长城所拍的《血海仇》便是以阶级斗争为主题,《诗礼传家》亦是控诉。第二类同样不乏左派作品,《火凤凰》便是一例。第三类则以右派电影公司为主,尤其是她与新华、邵氏等公司密切合作后,类似的传统女性角色更多,强调妇德,这显然是右派电影的审美,其中又隐含着意识形态的指向,而像《秋瑾》这样的片子,更是毫不隐晦地表达右派电影心中的正统观念。

  从1952年到六十年代末,李丽华拍片极多,风头极劲。在六十年代的邵氏,她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花旦,直到众多新花旦崛起后,她自知难敌岁月,逐渐淡出,但在七十年代,仍有胡金铨的《迎春阁之风波》中那位风情万种又霸气十足的老板娘形象。

  李丽华这辈子,曾经在沦陷区拍过亲善片,在国共内战时期拍过左派片,在香港左右逢源,后来更是得蒋介石力捧,在台湾走红,并以台湾最著名的抗战电影《扬子江风云》第二次获得金马影后。她曾经学习过马列主义,却也曾经为蒋介石祝寿,参加台湾的劳军演出,可历经这一切后,她还能在文革后访问大陆,得邓颖超和夏衍接见。如此跌宕,又怎会全是自己的选择?那个时代的人生之难,难在总被大势推着走,随波逐流中难知对错,或是明知对错也难把握对错。这样的全身而退,绝非鸡汤文可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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