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与洋人争夺生丝定价权是真的赔钱吗

2018年02月12日 13:07搜狐网 责任编辑:梦月

  胡雪岩豪赌2000万两白银,与洋人争夺生丝定价权的故事,并非由《红顶商人》创造,却因它而谬种流传,其实都有种种前史。

  比如清人欧阳昱(1838-1904)在《见闻琐录》就写道:

  “某年新丝将出,(胡雪岩)遣人通天下收买,无一漏脱者,约本银2000万两,夷人(洋商)欲买一斤一两而莫得。向胡说。愿加利1000万买转此线,胡谓非1200万不可,夷人不肯。……至次年新丝出,胡邀人集资同买,谓再收尽,则夷人必降服,必获厚利。……然无一人应者。于是新丝尽为夷买,不复问旧丝也。胡急甚,反托人向夷人说愿依初议买,不复应。复婉转言之,夷人曰,必欲卖,非损本800万。折一年息金不说,2000万两出,1200万两归,家资去其大半。”

  通篇读下来,一个拉着同行要收拾洋人的爱国商人形象呼之欲出,可这第二年,继续邀请人一起买尽新丝的胡雪岩,没有得到同行的响应,最终洋人买光了新丝,把他搁在了干岸上,最后赔了个底儿掉。

  与其说这是一段历史记录,不如说是作者采信的一篇关于国民性的寓言,中国商人面对外国人的不团结,领头者的尴尬,跃然纸上。

 

  然而, 这事儿也不是真的。

  上海《申报》1881年6月24日报道:

  “(生丝价格)今日三百数十两者,明日即昂至四百余矣,又隔宵而五百余矣……”

  当月,胡雪岩购入生丝3000包,也就是说,在价格的高涨已成为事实的情况下,胡雪岩进了场,而根本原因,其实是对大趋势的一个判断。

  美国商人白尔辣1883年9月给李鸿章的信中提及:

  “从光绪二年(1876)至六年(1880),上海每年出口生丝,最低的一年为6万5千包,最高的一年为8万5千包。光绪七年(1881)则降至5万5千包;光绪八年(1882)更降至5万包。今年(1883)可能连4万包都不能超出。”(《浙江档案》刊张学勤《胡雪岩破败的真正原因》文引)

  换句话说,就是上海出口的生丝正在逐年减少,白尔辣给李鸿章的解释是一种名为“粒瘟”的蚕瘟病在产区蔓延导致产量减少,但是他的预测,明显并没有成为现实。

  如下表所示,1882年—1883年度上海的生丝出口只比上年减少了3000包,下一个年度就又恢复了5万包的规模。

 

  具体地解释一下,就是胡雪岩对生丝的囤积,对于整个上海的生丝出口的影响确实有,但是并没有很多国人想象得那么大,比如1882-1883年度发欧洲的蚕丝,确实减少了2000包左右,到印度的少了800包左右。

  我们知道,蚕丝上市是季节性的,往往是在每年农历六、七月上市,过了中秋节,货源渐少,而当时东西方的交通主要通过帆船运输,所以,哪家洋行的货品能够赶得最早到欧洲上市,就可以在供不应求的条件下卖出高价,因此,在上海的洋行也非常急于更早抢货。

  胡雪岩的第一笔就投在了1881年度的新丝上,1882年5月,他的存货达到8000包;1882年10月,达到14000包,也就是说,他真正的大规模囤积,是在1882—1883年的蚕丝年度,但是他在一年间11000包的疯狂吃货,也不过是将上海的出口总额拉低了3000包而已。

  那么,生丝的价格到底有没有如愿疯涨呢?这个价格到底有没有一个现实的天花板限制呢? 

  先回答后一个问题,天花板其实就是伦敦交易所的丝价。

  上表的单位是海关担,即133磅,1包蚕丝=0.8海关担(133磅)=106.4磅,一英镑=20先令,1先令=12便士。

  1873年,伦敦丝价是1英镑2先令6便士,折合白银是3.6986两,1海关担的生丝价格是491.91两,比上海价格430两,多61.91两。

  1881年,伦敦丝价是15先令,折合白银是2.95了两,1海关担的生丝价格是392.45两,比上海价格380两,多12.45两。

  1883年,伦敦丝价是15先令6便士,折合白银是3.1两白银/磅,1海关担的生丝价格是412两,比上海价格420两,少8两。

  这个数字,验证了美国学者斯坦利(John C. Stanley)在《晚清财政》中写道的:

  1882年9月,每磅生丝已经涨到17先令4便士,超过伦敦交易所的价格16先令3便士,出现严重的倒挂。

 

  简言之,1882-1883蚕丝年度的生丝价格存在严重的价格倒挂问题,我们也可以计算一下这个极端价格:

  上海:460两,伦敦:432两。

  以上海的高位价格减去胡雪岩出手的价格,即(460-380)*2000+(460-362.5)*13000=1,427,500两。

  大体约等于英国总领事给国内报告中提及的胡雪岩损失的35万英镑,按照时价兑换率,其实是140万两白银左右。

  换句话说,英国人《商务报告》中所谓的“损失”,其实只是胡雪岩折价清仓之后,少赚的数量,而不可能是他个人的损失,毕竟英国人如何能知道胡雪岩究竟花了多少成本来收购这些生丝? 

  其间的中间商的剪刀差,很难量化,按照《吴兴农村经济》中的描述,就是:

  “同为一两之丝,育蚕农民所得,不及商贩所入之十一,在蚕农因为丝价年年皆好,衣食不缺,已为莫大幸运;在丝商转手之间,利益何啻倍蓰。”

  作为丝商的角色,只以胡雪岩最擅长的金融业务而论,就可以大幅降低收购成本。

  以生丝主产区湖州为例,蚕农由于资本单薄,往往需要向丝商借预付款,这种贷款期限为2、3个月,利息一般为10%(这个不是年利率),即“贷钱一千息一百……责偿毋许逾三月。”(《湖州府志》)借款期再长些,利息就要翻番了。

  综合考虑之下,这场生丝大战,胡雪岩还真不能算输,首先,在综合因素之下,中国丝商确实实现了价格倒逼,产地价格甚至高过了消费地价格;其次,胡雪岩的囤货“贱卖”,只能说是少赚,实在算不上什么严重亏损,基本上就是以1881年的上海丝价,将自己从产地囤积的货品出了手,这之中,少赚自然是免不了的, 是不是赔了钱,还真不见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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