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巨额存单揽铁路工程 他有才无德下场惨

2018年01月11日 12:15瞭望智库 责任编辑:梦月

  乱世出英豪。乱世也出骗子。

  在山河凋零的晚清,享誉世界的中国近代第一通才、大作家刘鹗也当了回“大骗子”。

  他虚构了一张1000万两银子的“存款证明”,想承揽一条1214公里的铁路。

  结果,他遇到了更老练的对手,被对方玩得团团转……

  1、低分高能也当官

  提起这个人,人们并不陌生。

  刘鹗,江苏镇江人,字铁云、号老残。他是近代著名的小说家,其代表作《老残游记》,被评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在问世至今的一个世纪里印行的中文版本有180多种。

  不仅如此,这部小说还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8种文字,在海外广为流传。其中,仅日译本就有10多个版本。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把它列为世界名著之一,其国际影响可见一斑。

  除文学外,刘鹗还纵览百家,对文字、数学、医学、水利、算学都有研究:他在甲骨文研究领域卓有成就,所撰《铁云藏龟》是第一部甲骨文专著,历来备受中国古文字学界的推崇。

 

  《铁云藏龟》书影

  他还精通音律,是广陵琴派的传人,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四大名琴中,唐琴“九霄环佩”就是他的藏品。

  然而,这位近代以来举世罕见的通才、奇才却不擅长考试——别人“高分低能”,他是“高能低分”,连考了两次科举,都落榜了。

  科场不行,仕途就走不通了。于是,他选择行医,后来又去做生意。

  直到31岁,刘鹗的仕途似乎出现了转机。

  1888年(光绪十四年),刘鹗给河南巡抚吴大澄作幕僚,后来又转到山东巡抚张曜作那里继续作幕僚。

  1895年,38岁的刘鹗因为在黄河治理工程中成绩突出被保荐到总理衙门,以知府衔任用。

  清代的知府相当于市长,刘鹗在总理衙门任职,享受着司局级待遇。

  清政府总理衙门不仅管外交,还负责洋务、军备等重大国务,地位显赫,刘鹗在此任职期间积累了重要的人脉资源。并且,刘鹗的父亲刘成忠与当时的直隶总督、后来当了总理衙门大臣的王文韶、吏部尚书李鸿藻等高官是同年进士,有同窗之谊,关系非常密切。

  这些都是刘鹗的“硬关系”。

  照理说,没经过科举这一关而能达到这样的地位,凭借家里背景和自己能力,在官场混得如鱼得水,刘司长应该感到庆幸和满足。

  但是,刘司长显然不是俗人——他更喜欢商场。而且,他还喜欢交朋友,交外国“朋友”,关系好到为外商争取筑路权而积极奔走。

 

  30岁时的刘鹗

  2、重点工程再上马

  1895年前后,刘鹗一边在总理衙门上班一边暗中给外国公司办事。

  有一次,他探听到一个重要信息:一度被搁置的卢汉铁路建设项目又要启动了。

  卢汉铁路北起北京卢沟桥,南至汉口,设计全长1214公里。在当时的中国,这绝对是一项“超级工程”!

  早在1889年,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就上奏朝廷,建议修建卢汉铁路。他认为,此路对民生、军事都有重大意义。

  朝廷批准了张总督的折子,计划南北分段修筑,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

  为修这条铁路,朝廷专门调来张之洞任湖广总督。

  没想到,这条铁路烧钱太猛,只修建了约100公里,就因资金短缺而被迫停工。

  张之洞到汉口上任后,看到后续资金遥遥无期,干脆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投资相对较小、见效更快的项目上,卢汉铁路工程就这样被搁置了下来。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

  这一战极大刺激了中国人,清政府内部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应以蠲除痼疾,力行实政为先”。

  1895年7月,清政府谕令总理衙门:“兴修铁路为方今切要之图,亟应举办。”

  在这种情况下,被搁置的卢汉铁路项目又重新启动了,仍分南北段建设,分别由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具体负责。

  光绪皇帝谕令:“卢汉一路,限以三年必成。”

  决心很大,但问题也很大。

  还是老问题:没钱。

  为修卢汉铁路,张之洞曾反复向清政府争取过,朝廷在异常艰难的财政预算里每年拨款200万两白银作为工程款。

  然而,这笔钱还没拨下来,就被人盯上了。

  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俄患日亟”,奏请先在东北修筑关东铁路。

  于是,专款就这样被挪用了。

 

  张之洞(1837—1909)

  3、全国铁路大招标

  那么,卢汉铁路怎么办?

  清政府办洋务,主要有两种形式:官办官营和官督商办。

  铁路是重大基础性建设项目,不仅事关经济,也关乎国家战略安全,所以一直主张官办官营。

  虽然大清朝的国库里没银子,但是皇帝可以拿政策“抵债”。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12月6日,清政府谕令,搞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工程“大招标”:

  至由卢沟南抵汉口干路一条,道里较长,经费亦巨,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股千万两以上者,著准其设立公司,实力兴筑。事归商办,一切赢绌,官不与闻。如有成效可观,必当加以奖励。

  允许商办铁路,这是一项重大的政策性突破。

  当然,朝廷也定了一道门坎:有能力就拿出1000万两银子,否则免谈。

  要知道,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勉勉强强只有1亿两,这笔钱相当于全国年财政收入的1/10!

  虽然门坎奇高,但是,朝廷表示对这项工程“官不与闻”,等于给了商家最大的自主权,自然勾起了众多投资者的兴趣。

  经过初选,基本上能符合条件的就4家:广东道员许应锵、广东商人方培垚、国子监学生吕庆麟以及我们的大作家刘鹗。

  这四个人都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有实力:集股1000万两没有问题!

  事关重大,清政府不敢轻信——万一建到一半资金链又断了就难看了。

  不仅如此,大臣们认为:铁路商办可以集内资,但是万万万不能集洋股、借洋款,免得中国这条南北交通大动脉被洋人操纵。即使有1000万两银子,也要仔细审查有没有外资混在里面。

  所以,必须得“验资”。

  随后,清政府将“验资”的重任交给了王文韶和张之洞。

 

  卢汉铁路保定站(摄于1915年)

  4、姜,还是老的辣!

  其实,刘鹗所谓的“1000万两银子”,只是上海履祥洋行开具的一份的“存款证明”。

  清政府没有金融监管方面的法规和体制,洋行开出这么一张纸很容易,也不必为此行为担负任何风险。

  因此,刘鹗是不是真的有1000万两白银存在洋行里,不好说。

  退一步说,即便真的有,也无法分辨其中有没有洋款。

  弄清楚情况,刘鹗是既高兴又担心。

  高兴的是,王文韶是自己老爸的“老关系”、“硬关系”,而且,他跟王文韶的侄子王稚夔交往更为密切,王总督必定会为自己争取。

  担心的是,张之洞这个人不太好对付,在反对集洋股的人里数他最坚决。

  刘鹗连忙赶到天津找王文韶。

  在官场上,王文韶素以“为人透亮圆到”著称,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说“其言甚滑”,是个十足的“老油条”。

  刘鹗虽是“关系户”,但他也不愿意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上直接为他背书,风险太大。

  于是,王文韶让刘鹗去汉口找张之洞,言下之意,如果张之洞没意见,他就没意见。

  刘鹗不知道的是,王文韶私下里给张之洞写了封信,先说应标的这4个人里“许、方、吕三人皆有洋东在其身后,洋东皆觎办铁路之人”,后又说刘鹗也“渺茫”——这个人能不能靠得住也不好说。

  他倒是没有否决刘鹗,不过先把自己摘了个干净——以后出了啥事都跟我无关。

  直隶海关监督盛宣怀对卢汉铁路也很上心,他曾向王文韶询问刘鹗的情况,王文韶更是干脆,直接表示“不知其人”,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刘鹗(右一)与友人

  5、“空手套白狼”行得通吗?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3月,刘鹗怀揣着那份外国洋行开具的“存款证明”来到汉口,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接见。

  这个时候,张之洞已经有了主意。

  此前,张之洞给王文韶写信说:

  有银行具保者,岂外国银行肯保华商千万巨款耶?

  很明显,他对刘鹗的实力和资质表示严重怀疑。

  刘鹗呈上那份“存款证明”之后,张之洞随即向上海道发去公函,请协助查实。

  上海道不敢怠慢,派专人询问了履祥洋行行主贝履德,之后向汉口复函。这份复函揭示了刘鹗争办卢汉铁路的真相和盘算:他其实没钱,打算先把工程揽下来,再拿着这个项目向外国银行贷款,说白了就是“空手套白狼”。

  注:复函原文如下

  该行在沪系伊独开,专造匹头生意。刘鹗系素识,曾与商议,如禀准有承办卢汉铁路明文,由伊行转向外洋凑借一千万两,非真有股本存在伊处。现既未奉有核准明文,伊更不便签押保认等语。查刘鹗在别埠有无召股本,未可知。惟履祥洋行开设未久,局面不大,纵使转借洋股,恐亦未可靠。

  问题搞清楚了,按理说,应该通告刘鹗,让他该干嘛干嘛去。

  但是,张之洞没有撵刘鹗走。

  他另有打算。

 

  汉阳铁厂

  张之洞办的汉阳铁厂,属官办企业,由于经营不善而连年亏损,当时“已糜五百万”——累计亏损了500万两之巨。

  这是张之洞的一个心病。

  他一心想把这个包袱甩出去,一来减轻地方负担,二来可以给自己的政绩止损。

  就在这时,“接盘侠”来了。

  这个人就是一向热衷于办洋务、深得李鸿章等朝廷大员支持的盛宣怀。张之洞暗示:铁路可以给他办,但必须同时把汉阳铁厂接过去,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

  这笔私下交易本没有刘鹗什么事,但张之洞知道:盛宣怀本质上也是个商人,擅长讨价还价。所以,他不急于否决刘鹗,等于给盛宣怀摆了个竞争对手,用来“压价”,让他不要乱提条件。

  就这样,刘鹗在汉口苦等了2个多月,既没有人告诉他事情已无望,也没有人给他带来希望,想一走了之又不甘心就此放手。

  直到7月,刘鹗从朋友处探听到张之洞的一些真实想法,知道等下去已无意义。

  这时,张之洞让人捎话给他,称卢汉铁路“暂时不能有成议”。

  刘鹗带着满满的失落离开了汉口。

 

  盛宣怀((1844—1916)

  6、大才子两次被“套路”

  与此同时,张之洞就审查应标的4位商人资质一事正式复函总理衙门——“四商皆不可靠”。

  他建议清政府“派熟悉商务、家境殷实之员为总理”来主办铁路事宜,暗中给盛宣怀提供“神助攻”。

  清政府也已基本瞩意由盛宣怀组建铁路公司,采取官督商办的模式全面承建卢汉铁路。

  尘埃落定,愿赌服输。

  刘鹗纵然不甘心,可也只有如此了。

  可是,事情没有完。

  过了1个多月,刘鹗突然接到汉口方面好友姚锡光的通知,称张之洞急召他来武汉,商量修铁路的事。

  难道事情峰回路转了?

  刘鹗抱着满心渴望再次南下汉口。

  再见张之洞,急于承接工程的刘鹗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是政府要求的,我都能一一办到(制府所询诸端,伊俱能应允照办)!

  张之洞似迎还拒,并不表态。

  刘鹗有点儿纳闷:既然如此,又召我来干嘛呢?

  这次,我们的大作家又被蒙在了鼓里——盛宣怀抓住张之洞急于解决汉阳铁厂问题的心理,不断向其追加条件:一会儿要加重新设铁路公司总理的职权,一会儿又要兼办银行。

  张之洞越来越烦躁,就找来刘鹗来“压价儿”,仅此而已。

  盛宣怀闻讯马上赶到汉口,重新跟张之洞谈条件。

  直到9月,逐渐了解全部内幕的刘鹗才悻悻而归。

  临行前,这位大才子登上汉口龟山脚下的伯牙台,赋诗一首:

  琴台近在汉江边,独立苍茫意惘然。

  后世但闻传古迹,当时谁解重高贤。

  桐蕉不废钧天响,人去空留漱石泉。

  此处知音寻不着,乘风海上访成连。

  这是何等的苍凉而无奈!

 

  古琴台,又称伯牙台

  7、一心给洋人当买办

  第二年,在官谋商不成的刘鹗低调奢华地炒掉了老板光绪皇帝。

  辞官下海后,他通过应聘到一家外企任职。

  新东家福公司是一家英资企业,买卖做得很大,生意一度占英国在华投资的40%。

  当时,该公司正谋求在山西、河南、四川等地的开矿权。英国人非常看重刘鹗深谙官场套路、人脉熟络的优势,因此重金聘他为中方代理人——买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外企打工的高级经理人。

  在老领导的关照下,下海经商后的刘鹗依然长袖善舞,帮助福公司在山西取得开矿权,出任福公司山西矿产经理。

  后来,他还帮助英国福公司到河南开矿,成立了豫丰公司,并亲自为该公司草拟章程。

  此外,在外国人开办的四川麻哈金矿、浙江四府煤铁矿等,都能看到这位奇才的身影。

  1898年6月,清政府新成立的中国铁路公司向比利时公司借款450万英镑,卢汉铁路的资金问题这才得以解决,正式复工。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4月,连通中国南北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建成通车,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一同验收,并将卢汉铁路更名为京汉铁路。

  此事在刘鹗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让他久久不能释怀。

 

  卢汉铁路通车典礼

  8、荒谬的“清官可怕论”

  1905年,他开始动笔撰写《老残游记》,1907年完稿。

  在文中,他这样写道: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

 

  《老残游记》1915年版

  这就是刘鹗著名的“清官可怕论”。

  这里的“亲目所见”,指的自然就是让他“摔跟头”的几位大人。

  从翁同龢到张之洞,尽管能力、政绩各有褒贬、众说不一,但有一样是大家都承认的——他们都很清廉。

  张之洞一家的生活全靠俸禄,他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人再穷,二三十两银子还是能拿出来的。

  老百姓都爱戴清官,但是刘鹗很不以为然。

  他认为,清官以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所以有一种道德优越感,看别人都是小人;而这种道德优越感容易使人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凡不合自己之意的都认定为错误。

  说得振振有词,实际上,这话很荒谬。

  “清官”虽然不能与“能臣”、“干臣”划等号,但清廉本身就是优点,这个毋庸置疑;至于贪官,无论能力多强、多能干,也终究只是个“蠹虫”,祸国殃民、于法不容。

  也许,刘鹗也想干一番大事业;也许,其中也有为国为民的成分。但是,通过行贿、造假的手段终为理所不容、为天下君子所耻。

 

  翁同龢(1830—1904)

  9、价值观跑偏,下场有点惨

  当初为争办铁路,刘鹗四处“活动关系”,除了向王文韶等人行贿外,他还试图贿赂同乡、清政府掌管财政大权的户部尚书翁同龢。

  翁同龢日记里曾记有这样一段话:

  刘鹗者,镇江同乡,屡次在督办处递说帖,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昨竟敢托人以字画数十件餂余。记之以为邪蒿之据。乙未五月廿一灯下。

  (注:这篇日记的手稿现于常熟翁同龢博物馆,是刘鹗行贿的铁证。)

 

  邪蒿

  邪蒿,一种性温无毒的水生植物,但因为名字中有“邪”,所以和孔子说的“盗泉”一样,为历代文人所不齿。

  刘鹗最后的结局也颇令人唏嘘。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占领了清政府的国家仓库——太仓。

  刘鹗自恃能跟洋人拉上关系,就跑去向八国联军购买太仓储藏的粮食。

  其实,他倒没有那么坏、只想发“国难财”,设了一个平粜局,还拿出部分粮食赈济北京饥民。

  然而,这件事过去了好几年,有人旧事重提,认为刘鹗的行为属“私售仓粟”。

  1908年,清政府就以这个罪名把他充军发配到新疆。

  1909年,中国近代第一通才、世界级大作家刘鹗死于乌鲁木齐。

  背上了这些“黑记录”,纵然在文学上取得了伟大成就,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这位古今难得的奇才也就是一株有学问的“邪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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