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游学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2017年11月12日 20:51山西晚报 责任编辑:栗子

 

  著名画家郭德福所画的《孔子周游列国途中讲学图》反映出游学现象在我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图片来源:互联网

  不知何时,“游学”二字倏地就时尚了起来。出门远行,和山水亲热,吞吐外埠菁华,有些人就会感到自己陡增出若干的智慧,然后再招呼伙伴一同游学,把自嗨升级成群嗨,如此游学其实更像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为了正本清源,我们有必要将“游学”概念的历史渊源拉扯拉扯,展示一下“游学”的户口本。

  游学在古代的四类记载

  游学在现代文化中的形象,已经被约定俗成为——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到另一个全新环境里学习和游玩,既非单纯的旅游,也不是纯粹的学习,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寓教于乐。它的内容贯穿了语言学习和参观游览,介于游与学之间,同时又融合了学与游的内容。现代教育意义上的游学,是20世纪随着世界和平潮流和全球化发展进程而产生,并逐渐成熟的一种国际性跨文化体验式教育模式。大中院校、社会机构和博物馆等历史文化单位通力合作,面向国内外青少年,开设游学课程,积极鼓励并正确引导青年学生,到人类不同文明的文化环境中去探访、并沉浸其中,通过亲自体验而学习和理解非本地的文化历史传统。现在火透荧屏的综艺真人秀《爸爸去哪儿》,大概能算作光环缭绕的游学明星幼儿版吧。

  古代对游学的定义是神马,可能和现代人的想象大相径庭,记者翻查资料,看到有四类直观描写:游侠和儒生;从事游说的人,《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写道“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说的就是苏秦张仪这样的专擅合纵连横的国嘴大咖;离开本乡到外地求学的人;宴游与学习的人。泡泡饭局吃吃喝喝也算游学?可是司马光点头说Yes,《资治通鉴·汉元帝建昭四年》里说的明白,“游学,游谓宴游,学谓讲学”。司马光都说是,别人就认了吧。

  游学是中国古代比较常见的教学方式,分为教师周游讲学和学生出外游学两种。纵观历史,尽管历代对游学的政策不同,但游学现象在先秦到清朝的历代史料中仍有所记载。孔、孟、荀等大教育家都曾在周游列国中教育学生,战国时期的权臣养士,士人游学以结党盛行一时。西汉经学家郑玄也是“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地”。对古时各大学派的教育家来说,周游讲学是他们传播其教育思想的方式之一。从史料来看,游学在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就开始盛行,此后各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游学的现象。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游学四方可能就成了一张镀金的名片,一旦拥有,风光得很。

  游学派巅峰人物非孔子莫属

  古人有个绵延至今的优良学习传统就是去云游四方,拜访各地知名学者,仆倒行礼,愿充门下,或是当面请教不解难题,即便未结师生之缘,也是你来我往,彬彬有礼。等去了许多地方、拜访了许多有学识的人后,终会学到有用知识。古代学子云游四方非常辛苦,不像现在可以借助网络,做到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闻。但知识这东西并不是你知道就行,现代人一般不是去探求知识的本源,只是了解知识,未做到融汇贯通,不像古代学子那样一叶知秋,说明现代人做学问只是堆砌知识,而没有得到最深的智慧。真正的知识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是人与外界的和谐,是真正了解事情本源的东西。耳提面命也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给了学习者一种对于知识的态度。这一点是需要今天的人学习的。

  越是高级的事物,越是会跨越地域、种族,形成全世界共通的标准。像游学就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文明中,最为传统的一种学习教育方式。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游历,也透露出古代东西方游学交流中蕴涵的丰富信息。中国民间自古以来,格外看重游学对人格养成和知识形成的引导作用,孔子率领众弟子周游列国,增进弟子学识,培养弟子品质,开阔眼界,而且在游学过程中,事事皆有启发,可谓处处皆为吾师,即便是大儒孔圣,也会遇到“两小儿辩日”这样的醍醐灌顶。这样机缘偶遇的造化,一定是游学途中才能遇上的幸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为后世留下传承至今家喻户晓的教育古训,它所带来的益处是不言而喻的。孔子周游列国,被视为游学精神的鼻祖,海外游学的宣传册也时常抬出这位老祖宗,以示源远流长。但孔子和他的学生们所经历的艰辛困苦与人生体验,显然是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型游学无法望其项背的。孔子在游历中体悟人生,并将种种体悟传递给追随他的弟子,兴之所至,便在杏树下开坛讲学,杏花纷飞处,渐渐有了《论语》,有了“杏坛”。这幕天席地的课堂,如同佛经中拈花微笑的刹那,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处最富于诗意的一页。

  宋代样本分析 游学中的求知与求仕

  宋代是个重文轻武的朝代,其文武失衡的悬殊,在中国历史上罕有匹敌。游学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讲学和求学方式。北宋在部分时期对游学虽有禁止,却并未杜绝。南宋时期,游学一度井喷。赵氏皇帝虽对游学在部分时期有所限制,但是其“重文”的总方针,吸引庶族地主参政,提高读书士子的地位,又使得游学这种教育形式普遍存在并广为流行。到了南宋,对于游学活动,官学一般不加以限制。同时,宋代的一些大教育家,民间收徒的学者,条件较好的书院、义塾等也公开接纳游学之士,形成了学者周游讲学和游士出外求学的教育良性大互动。

  私学在宋代较为活跃。宋代私学教育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可以因时、因地、因人而设,满足各种不同的要求。这一百花盛开的局面,特别适合于游学这种教学形式,这也是私学教育在当朝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宋代私学包括私塾、义学、学塾、村塾、冬学、书院等各种学校,其流布范围遍及全国各地。在两宋,特别以私人创办为主的书院为盛,其数量之多,远非汉唐五代可比。虽然私学规模较官学为小,但因私学收费低廉,所以受贫寒士子青睐,更受各方游学之士欢迎。宋代许多布衣寒门出身的名臣,如大名鼎鼎的范仲淹,在其青少年时期就曾有过游学于私塾读书的经历。宋代私学兴盛,私学的开办条件简单,因陋就简,主要靠主讲教师的声望作号召,他们或因不愿入仕,或因在家侍奉老人,或因退休还乡,或因四方游历讲学,或因官职升迁,慕名登门造访的游学之士络绎不绝。

  宋代文人学子向往游学,其实还有可做不可言、可意会不可挑明的潜规则在里面。通过学习知识,为以后做官显达创造条件。宋代各地教育发展是不平衡的,京城和江南地区的教育程度远高于其它地区,所以各个学生都愿意游学于教育发达地区,学到在乡间僻壤学不到的知识,结识一些原本见不到的名师硕儒,为以后的援引提携创造有利条件。因此,京都及江南一带,成为众多游学之士汇聚的中心,官学和民间私学的游学都普遍流行。

  宋儒读书,多以功名利禄为先念,很多人为了得到出仕的机会,游历天下,结交权贵,形成了大规模的游学之风,这种风气对游学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求知与求仕的动机一样,是儒士希望通过游学改变自身的处境,反映了儒士们对生活、理想的追求。

  讲完游学中求知与求仕的双面性,很有必要说说游学中充满正能量的古代逸事。汉魏时期的北海朱虚(临朐旧称)人邴原,自小聪明好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深感单从书本上学知识不够用,于是他想到了到外地游学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顺便扩大一下朋友圈。邴原本是个很喜欢喝酒的人,有终日不醉的海量。然自从他开始游学之后,因为怕嗜酒会耽误学业,竟整整八九年间滴酒不沾。其间,每当游学结交的好师友们设宴款待他时,他总是托辞自己不会喝酒。就这样,通过多年四处求学,他的学识大有长进。在避乱辽东期间,由于他的学识渊博,“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返回家乡后,他又设置学堂,“讲述礼乐,吟咏诗书”,创立了以品德高洁著称的邴原学派,并被世人誉为“国之重宝”。后被曹操发现,征召他为丞相征事,后来又采纳别人的建议,批准他“代凉茂为五官将长史”。由此可见,一边学好知识,一边坚守情操,不改初衷,才是游学的至高境界。另外,这个故事的典故,叫做邴原戒酒。当你和别人谈起游学的历史,冷不丁冒出一句“邴原戒酒”,非常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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