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第一谋崔浩为什么能“料事如神”

2017年10月12日 15:32历史百家汇 责任编辑:青兰

 

  北魏第一谋崔浩料事如神,其实并无奥秘,说穿了无非八个字:统观全局,知彼知己。

    先说统观全局。

  后秦主姚兴去世之时,东晋太尉刘裕率领水军从淮河、泗水进入清河,准备逆流西上,开进黄河,讨伐后秦。因为潼关天险,水军难以到达,他派使节向北魏借道,后秦国主姚泓怕刘裕强兵讨伐,也派使节向北魏求援。北魏君臣面临借道刘裕,还是救援后秦的决择。拓跋嗣命文武百官共同商讨,“群臣”都反对借道刘裕而认为后秦“不可不救”。反对借道刘裕的理由是“裕声言伐秦,其志难测”,万一让他们登陆之后攻打北魏,后果不堪设想。后秦“不可不救”则因它是“婚姻之国”。如此,他们主张“发兵断河上流,勿使得西”。唯有崔浩独树一帜,反对“群臣”之说。提出“假之水道,听裕西上,然后屯兵以塞其东”的方略,倘若刘裕攻克后秦,“必德我之假道”,不能攻克,北魏也“不失救秦之名”。

  崔浩不像“群臣”那样只凭刘裕“其志难测”,只凭后秦是“婚姻之国”而定战略与国策,提出这样的方略,他考虑到东晋、后秦、柔然以及北魏自身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其一,刘裕吞并后秦之心由来已久,这是他称帝的最后一个筹码,乘姚兴去世之机讨伐后秦,志在必取;其二,姚兴去世,姚泓懦劣,姚氏兄弟相争,国难不断,危机四伏,凭刘裕军队当时的实力,取则必得;其三,因为“南北异俗”,刘裕“必不能以吴、越之兵”与北魏“争守河北之地”,不能成为北魏之患。倘若北魏发兵“断河上流,勿使得西”,则必然激怒刘裕,“上岸北侵”,致使北魏“代秦受敌”;其四,北魏之北“柔然寇边”和北魏当时“民食又乏”,不能再与刘裕为敌而使北魏首尾不能相顾,“发兵南赴则北寇愈深,救北则南州复危”。崔浩尤其不屑“群臣”以“婚姻之国”为由说事,诘问“夫为国计者,惟社稷是利,岂顾一女子乎!”

  两晋南北朝的时局犹如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纷争,战事不断。崔浩为北魏出谋策划,总能通观全局,考虑到各个方面的互相联系,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挂一漏万,因小失大。提议借道刘裕,纵其入关,然后堵其归路,只是其中一例,可惜拓跋嗣没有听取崔浩之提议而听从“群臣”之言,发兵阻碍晋军西进,果然激怒刘裕,吃了“却月阵”之大亏,方才“恨不用崔浩之言”。

  再说知彼知己。

  刘裕攻打后秦姚泓之时,拓跋嗣也想乘机占点便宜,他问崔浩:“裕既入关,不能进退,我以精骑直捣彭城、寿春,裕将若之何?”崔浩不赞成如此偷鸡摸狗、急功近利。他帮拓跋嗣分析北魏的周边环境,“西有(赫连)屈丐,北有柔然”,他们时时都在“窥伺国隙”;又帮拓跋嗣分析北魏与东晋(刘裕)的“强弱利害”,北魏“虽有精兵,未睹良将。长孙嵩长于治国,短于用兵,非刘裕敌也。兴兵远攻,未见其利”,而刘裕此时风头正劲,“克秦而归,必篡其主”,但他想“以荆、扬之化施之函、秦”,却无异于“解衣包火,张罗捕虎”,即使“留兵守之”,也无奈“人情未洽,趋尚不同”,足为“寇敌”入侵提供条件。崔浩劝拓跋嗣只须“按兵息民以观其变”,刘裕攻下的函、秦之地(长安一带)终将为北魏所有。

  “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此言出自《孙子·谋攻》。孟氏注:“审知彼己强弱利害之势,虽百战实无危殆也”,崔浩分析的正是“彼”与“己”的“强弱利害”。然这种“强弱利害”并非一成不变,真要知彼知己,还得以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崔浩懂得这个道理。

  刘裕克复长安之时,拓跋嗣大为恐慌,立即派遣使臣请和。听说刘裕去世,就想乘机讨伐,崔浩不以为然。拓跋嗣问:“刘裕乘姚兴之死而灭之,今我乘裕丧而伐之,何为不可?”崔浩于是申述此二者之不同。“姚兴死,诸子交争,故裕乘衅伐之”,而刘裕去世,刘宋“党与未离”,北魏若“兵临其境”,彼“必相帅拒战”,不如“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灾,使义声布于天下”,但待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出师”。崔浩不但指出刘宋“党与未离”与后秦“诸子交争”之不同,也看到“党与未离”的刘宋,将会有“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的危机,劝说拓跋嗣等候时机,“坐收淮北”。

  拓跋焘的时代,关于是否讨伐柔然,也曾有过两次争论。第一次是“今当用兵,赫连、蠕蠕,二国何先”的争论,长孙嵩、长孙翰、奚斤等朝廷重臣主张先攻“蠕蠕”,崔浩主张先攻“赫连”(即夏国),这个主张基于“知彼知己”:因为“蠕蠕鸟集兽逃,举大众追之则不能及,轻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敌”,而“赫连氏土地不过千里,政刑残虐,人神所弃”,以当时北魏之实力,自“宜先伐之”。恰好日后又碰到夏主赫连勃勃去世,崔浩支持拓跋焘抓住这个时机,一举攻下夏国首都统万城,俘获夏国新主赫连昌,使北魏声威大振。

  数年之后,拓跋焘要讨伐柔然,却遭到“群臣”反对,唯有崔浩支持。反对的理由,除了太史令张渊、徐辩提出的“天象”“天意”,还有一条,就是“南寇方伺国隙”。所谓“南寇”就是刘宋,他们认为不能“舍之北伐”。当年主张先伐夏国而暂时不伐柔然的崔浩此时支持讨伐柔然,因为柔然与刘宋的情况都有变化。“蠕蠕恃其绝远”,以为北魏“力不能制”,已经“自宽日久”,如今“掩其不备”出击,其必“望尘骇散”,只因马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不过数日,必聚而困弊”,如此便可“一举而灭”。自从北魏攻克统万以来,刘宋已对北魏“内怀恐惧”,在北魏攻打柔然之时,不可能有所行动,不但“彼步我骑,彼能北来,我亦南往;在彼甚困,于我未劳”,而且“南北殊俗,水陆异宜”,即使将河南之地送与刘宋,他们“亦不能守”,何况如今刘义隆君臣,已远非刘裕时代可比。据此,崔浩十分肯定地回答了寇谦之“蠕蠕果可克乎”的问题,说是:“必克。但恐诸将琐琐,前后顾虑,不能乘胜深入,使不全举耳。”日后虽然大败柔然,却不能大获全胜,果然失之于诸将“前后顾虑,不能乘胜深入”。

  知彼知己到这个境界,也可谓出神入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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