鳌拜欺辱康熙年幼,专权大肆圈地

2017年08月12日 16:43头条号/知史明智 责任编辑:满堂春

  为了争取各自的利益,本来就矛盾重重的满洲上层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并最终引发了一场换地之争。 长久以来,黄白两旗之间一直存在着历史积怨,追溯这种积怨的根源,恐怕要从四十年前太宗皇太极的改旗说起。

  在努尔哈赤时期,由努尔哈赤掌管两黄旗,皇太极掌管正白旗,豪 格掌管镶白旗。皇太极继位后,为了巩固自身地位,着手对各旗在满洲政权中的地位进行调整,将过去的两白旗改制为两黄旗,并归于自己麾下;将原来的两黄旗改制为两白旗,分别交于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统领;与此同时,又将八旗的装饰及排位次序作了调整。

鳌拜欺辱康熙年幼,专权大肆圈地,小康熙誓铲除奸佞 

  自那时起,原本属于普通旗的两白旗地位升至皇上旗,尽管改制之后还较为弱小,但却为其此后的发展作好了铺垫;而原来地位尊贵的两黄旗却被改为两白旗,无论是实力还是地位都受到了削弱,在政治上失去了原本的优势,物质分配上也远不及从前。因此,天聪年问,原属于努尔哈赤的两白旗与皇太极掌管的两黄旗就结下了不解之仇。

  皇太极去世后,黄白四旗之间为了争夺最高权力又发生了一次较量,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事件,誓保皇子为帝。后来,多尔衮摄政,两白旗的地位再度被抬起。多尔衮死后,亲政的顺治皇帝为了巩固皇权,消弭长期以来存在于黄白两旗之间的矛盾,将正白旗收入上三旗,重新确认了正白旗在八旗中的优越地位。

  即使如此,在顺治皇帝去世之后,出身于黄白两旗的四位辅臣辅佐朝政,使两旗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以鳌拜为首的两黄旗与以苏克萨哈为首的正白旗势不两立,并要求重新分配清军人关后黄白两旗分得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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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为了保证满族在中原的地位,同时出于清军供给、旗民生活的需要,清政府分别于顺治元年、二年和四年大肆圈地,并按照八旗左右次序分配给各旗。但是由于多尔衮居住水平府,因此便将镶黄旗应得之地分配给正白旗,然后将位于保定、河问和涿州等二十多处较差的土地分配给镶黄旗。

  这样一来,居住在北京以北的正白旗就得到了更多、更好的土地,进而播下了黄白两旗矛盾的种子。多尔衮死后,自认为受到不公待遇的镶黄旗旗民开始自鸣不公,但是由于时隔已久,圈地风波已经结束,各旗旗民已经安于其业,这种局面便持续了二十多年。

  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出身镶黄旗的鳌拜突然提出: “八旗自有定序,镶黄旗不当处右翼之末,当与正白旗蓟、遵化、迁安诸州县分地相易”,从而再一次挑起了上三旗之间的斗争,换地之争的序幕由此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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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辅臣当中,索尼虽然年事已高,但对朝中之事却暗中窥察得十 分清楚,对于鳌拜的嚣张跋扈,也相当厌恶。但是此次鳌拜提出更换两旗所属之地,目的在于打压两白旗势力,排挤苏克萨哈,所以出身正黄旗,早年受到多尔衮打击的索尼并不反对鳌拜此次的所为。而时时趋炎附势的遏必隆,虽知道换地之举并不符合镶黄旗利益,不愿调换土地房产,可惮于鳌拜的势力,还是没有反对鳌拜的主张。

  得到了索尼、遏必隆的支持,鳌拜声势更壮,他立即以八旗之名,上奏户部要求更换土地。户部尚书苏纳海出身正白旗,当然反对鳌拜的上奏,便以土地分拨已久, “不便更换”为由驳回了鳌拜的奏文。鳌拜明白这是苏纳海不愿阿附自己,便要求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讨论换地之事。随后,鳌拜又示意亲信贝子温齐以镶黄旗之地“沙压水淹,不堪耕种”复奏。

  这时,户部对鳌拜的做法已经无能为力,只能对其提出的要求重议。同年四月,户部决定全面调整八旗土地,尤其是给镶黄旗加拨土地,同时适当照顾正白旗利益。于是,鳌拜立即拟旨,给镶黄旗分拨大量土地,其余则待镶黄旗迁移之后再议。随后即刻令苏纳海会同直隶、山东、河南的总督和巡抚前往镶黄旗、正白旗所在地,办理换地事宜。在此过程中,鳌拜急于完成换地计划、独占利益的目的已经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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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地令一经告出,朝野内外顿时议论纷纷。换地之举不仅受到了正白旗各级管理的反对,镶黄旗的一些旗民也不同意这次迁移。毕竟二十多年来,旗民早已在各自的土地上各安其业,一旦迁移,过去的房屋、村落、土地、禽畜都要抛舍。另外,即使是镶黄旗原属之地,也有丰地、贫地之分,若是将贫地改为丰地,才值得迁移。因此总体来说,黄白两旗旗民都反对这次换地之举。圈过的土地肥瘠不同,各旗官民惶恐不可终日,生怕被分到贫瘠的土地。换地之急久久相持不下。

  当时已经是农历十月,各旗旗主率领旗民,离家背土,沿路栖住,一些旗民挨饿受冻,困顿不堪。蓟州、遵化等地的旗民听说下达了圈地令,纷纷抛下土地,方圆四五百里内,耕地全无播种。丰润、滦州也是“荒凉极目,民地之待圈者,寸壤未耕;旗地之待圈者,半犁未下。恐明岁春夏青黄不接,无从得食”。旗民尚且如此,汉民百姓就更加苦不堪言了。圈地令下达之后,老百姓感到旧业难守,猪,粜米备粮,作好了迁移的准备,纷纷将树枝砍下烧做薪柴,杀鸡宰但苦于无处栖泊,流离失所,导致 当下的流民不下数十万。可见,换地之争不禁挑起了上三旗内的冲突,更是给黎民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接到换地的旨意之后,朱昌祚来到蓟州,率领部下会同户部官员和旗下章京,从城外挨房挨户依次丈量。在此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旗民和百姓所遭受的痛苦,亲耳听闻了满世民怨,深知这次大规模的换地运动给国家带来的损失。

  以至于丈量工作开始一个月之后,依然“茫无就绪”,不得已之下朱昌祚只好违命回府,于康熙五年十一月上疏奏请停止圈地:“所在惊惶奔诉回府,哭诉失业者殆无虚日”,“每日据士民环门哀吁:有称州县熟地昔年圈去无疑,今之夹空地上皆系圈剩荒芜洼下……有称关厢大路镇店房屋所居人民,皆承应垫道、搭桥、摆渡、修塘,以供皇陵运料车辆及一切公差杂役者;有称新经被圈之家,即令搬移别住,无以投奔者”。

  最后,他还在奏折中说道, “京东郡邑,旗下换地兵丁、州县失业穷民,合而言,不下数十万,田地荒芜,粮草尽绝,资生奚赖,岂无铤而走险者?万一地方有事,此臣之责任所关,又安敢畏忌越分建言,不以上闻首!”

  与此同时,王登联也在上疏中禀告,所圈之地,一片荒凉之景,此外,圈地还造成了徭役征发困难。因而建议“乞饬部臣从长酌议,鉴两旗各安旧业,畿东亿万姓俱免播迁”。户部侍郎苏纳海也以土地难以丈量为由,奏请皇帝下令禁止,于是他再一次得罪了鳌拜。

  一时间,朝廷内外对换地之事闹得沸沸扬扬,很快风声传人了孝庄太皇太后的耳中。在康熙皇帝前来请安的时候,她严厉地批评了辅臣圈地扰民的行为,并要求立即停止。康熙皇帝也十分反对换地之举,但是对于四位辅政大臣的做法又无力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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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昌祚、王登联、苏纳海违抗圈地旨令擅自回京,并上疏奏请停止圈换的行为令鳌拜恼羞成怒。正逢朱昌祚向孝庄太皇太后奏请此事之前,曾将奏折交予苏纳海过目,这令鳌拜不由得认为整件事是苏纳海在背后指使的,便下决心对其严加惩治。于是,鳌拜即刻下令将三人逮捕,并将与三位同去勘察土地的镶黄旗副都统也一并囚禁起来。

  康熙五年十二月,吏部、兵部下达议复: “户部尚书苏纳海观望迟误,不尽心于奉旨责成之事,革职交刑部。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将奉旨已定之事,不钦遵办理,妄行纷更具题,亦革职交刑部。刑部议 复,以律无正条,拟对三人鞭百,籍没家产。”

  如此这般,鳌拜依旧不解心头之恨,坚持要将朱、王、苏三人处死,但却遭到了苏克萨哈的反对。不久,康熙皇帝亲自过问此事,鳌拜在皇帝面前大肆宣扬朱、王、苏三人的罪状,索尼和遏必隆都应声附和,只有苏克萨哈不再表态。康熙皇帝本来反对圈地之事,便以不合律文为由驳回了奏请。然而,鳌拜费尽心机掀起了这场换地风波,在朝廷上下闹得尽人皆知,他怎么可能顺从这位少年皇帝的旨意,让自己的权益受损。于是,从康熙皇帝处出来后,鳌拜等人不顾康熙皇帝的反对,拟旨以苏纳海“不愿迁移,迟延藐旨”,王登联和朱昌祚二人“身为总督、巡抚,各有专任执掌,拨地事,不照所委料理,妄行具奏,又将奏疏予苏纳海看”等罪名,将朱、王、苏三人“俱著即处绞,其家产籍没”。就这样,朱、王、苏三人便成为黄白两旗之间权力争夺的牺牲品。

  出于一己之私,便令朝中三位大臣命丧黄泉,足可证明鳌拜滥施权力的狂妄和草菅人命的凶狠。对于死去的三位大臣,索尼和遏必隆当然洞察于心,但是为了遏制正白旗的势力,打击苏克萨哈,他们也只能选择借助鳌拜的力量巩固自己在两黄旗和朝廷当中的地位。朱、王、苏三人被杀引起了八旗内部、京城内外众人的不满,但三人抗疏力争的精神却深得民心,直隶百姓纷纷为三位大臣喊冤,认为他们“死非其罪”,甚至有人自发作悼文悼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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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说,以鳌拜为首的两黄旗显然在换地斗争中占据上风。三位大臣遇害后,鳌拜又即刻拟旨,逮捕苏纳海族人原户部尚书英武尔代,最终以其当年划分圈地时,把应属镶黄旗之地分给正白旗,并将镶黄旗归于右翼之罪将其惩处。随后,鳌拜又派巴格等人重新分拨土地,整个换地过程中,镶黄旗共迁移壮丁四万六千余人,正白旗二十万j千垧的土地被圈拨于镶黄旗;正白旗共迁移壮丁二万两千余人,划拨土地十一万一千余垧。

  这场发生于康熙初年的换地之争,最终以镶黄旗的全面胜利而宣告结束。鳌拜的势力在满洲上层贵族当中得以前所未有的扩张,整个过程中他屡次矫旨,无视孝庄太皇太后和康熙皇帝的权威,将议政王大臣会议、刑部、吏部和户部一并抓与手中,作为他排除异己、谋求权力的工具。

  整件事中,别有用心的鳌拜从始至终我行我素,假传圣旨,草菅人命。完全没有将皇帝放在眼中,康熙皇帝虽然表明了态度,但却遭到权臣的无视。这件事给当时尚且年幼的康熙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令他感到作为一位帝王,却被权臣挟持的悲哀。四十多年后,康熙皇帝提起这件事时依然痛心地说: “至于巴图鲁公鳌拜、遏必隆,为圈地事杀尚书苏纳海、总督朱吕祚、巡抚王登联,冤抑殊甚。此等事皆朕所不忍行者。朱昌祚等不但不当杀,并不当治罪也。”

  年轻的康熙皇帝无时无刻不盼着有一天能够摆脱佞臣的蒙蔽,摆脱如今有名无实的皇帝地位,早日成为一个亲裁国政、有所作为的君主。他强忍着权臣欺辱,在忍耐中渐渐长大成熟,相信他所盼望的那一天已经不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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